5-4 被判入獄
法庭上的雄辯,顯然是章、鄒兩人大獲全勝,滿清的代表猶如鬥敗公雞,只好灰溜溜地抱頭鼠竄。但滿清代表們仍然運用外交途徑,幾經商討之後,寫下了這樣的判詞:
章炳麟的書「訄(音:求;逼迫之意)書」並「革命軍序」,以及「駁康有為」的文章,污蔑朝廷,形同悖逆;
鄒容作《革命軍》一書,謀為不軌,更為大逆不道。彼二人者,同惡相濟,厥罪惟均,實為本國法律所不容,亦為各國公法所不恕。
根據大清法例:「不利於國,謀危社稷,為反;不利於君,謀危宗廟,為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
又有一條法例:「妄布邪言,書寫張帖,煽惑人心,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絞監候。」
如章炳麟和鄒容,根據法律治罪,皆當處決。今逢萬壽開科,廣布皇仁,授照擬減,定為永遠監禁,以杜亂萌而靖人心。俾租界一群不逞之徒知所警惕,而不敢
為非,中外幸甚。
讀完判決書之後,即時將章炳麟和鄒容兩人收監,押送到提籃橋西監獄去。
翌日,上海租界的進步報章和洋文報紙猛烈評擊這個判案,民情認為章鄒兩人已經久繫囹圄,再判永遠監禁,實在違反人道。在輿論壓力下,領事團也不得不慎重 考慮判決。當他們讀到「彼二人者,同惡相濟,厥罪惟均,實為本國律法所不容,亦為各國公法所不恕」這個判詞後,大為惱火。
為了避開輿論壓力,各領使們便批駁說:「第一,章鄒兩人所做的事,都在租界內發生,清政府的法律無權干涉;第二,他們兩人的行為,並沒有觸犯各國公法,不存在恕與不恕的問題。」
因此之故,各國公使對於判決,大搖其頭。他們更公開表示,清政府將他們兩人判成永遠監禁,實在沒有得到公使國的同意,應該再行審判決定。
後來,清政府利用外交途徑,由英國公使出面斡旋,作了折衷的判決如下;
章炳麟判監禁三年,
鄒容判監二年。
允許他們由羈押期間作計算,期滿之後,兩人不得再在上海租界居住。
從整件案件來看,滿清政府大大地出了洋相,令全國上下百姓,更加不尊敬這個無能的政府,加速了推翻她的決心。滿清政府為了加害章鄒兩人,不惜喪權辱國, 滿清政府最初要求將犯人凌遲,繼而要求斬首示眾,在不得要領下,只好改為終身監禁,之後又改為判監三年,逐步退讓,逐步喪失了國家的尊嚴。而歐美各公使,為了在華利益,也只好同流合污。甚麼法律公正,民主民權等空泛的道義,原來只是用來討價還價罷了。在利益面前,代表嚴正法律的外國人,也要讓路。
這件案件,是中國二千多年來第一次的平民和政府官司,對中國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月笙因此明白,要賺大錢,一定要在洋人的勢力範圍下工作,因為洋人千里來華只為財。洋人在錢面前,毫不掩飾;為了錢,不怕傷天害理。但中國人呢?卻諸多顧忌,未能拋開心理包袱,心中想錢,但卻處處受制;文化道德,變成了阻力。
章炳麟雖然坐監,但仍然時常寫文章攻擊政府,鼓吹革命。他服刑期滿之後,革命黨人將他送去日本,參加了孫中山的同盟會,主辦《民報》,繼續鼓吹革命。
鄒容可悲慘了,在出獄前的七十天,因為積勞成疾而病死了,死時才二十歲。但他的精神不死,《革命軍》一書,在短短六七年內,印了二十多版,銷出一百多萬冊。
辛亥革命之後,南京革命政府更追封他為大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