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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宣傳唯物論
1-3 否定傳統文化
正如緒論中所描述的那樣，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半神文化。神傳文化反映在中華文化的諸多方面，也深深扎根在民間生活當中。在世俗的另一半中，中國人把社會倫理作為一種信仰，忠孝仁義，是確定道德高下品德高低的最重要標準。
在中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足以使單個的人無法在社會中繼續存在。詩經《周頌》有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遠是非常地嚴肅。在中國古代，神靈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隱藏在「天」的後面，中國人堅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終裁判者，無疑是「神」。
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中國民間遂逐漸堅信天堂地獄和輪迴轉世、善惡有報。這些觀念和中國人對倫理的堅持形成一個共同的價值基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
中國文化中更為重要的部分，由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承擔。這一部分，以歷史作為鑒往知來和預知盛衰興替的基礎。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重視歷史。從中華民族創造文字之初，記述歷史就成了歷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倉頡就是軒轅黃帝的史官。春秋亂世，齊國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個被殺了頭，只為了寫下一句真話：「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竹簡寫字十分不易，司馬遷硬是在受了宮刑後，藉著昏暗的油燈在竹簡上寫了五十多萬字的《史記》。自漢代以降，「隔代修史」的傳統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有著連續而準確的信史的國家。
（大紀元插圖）
這種儒家的歷史觀承載了厚重的中華傳統文化，也是中共一開始就要立即消滅的對象。而共產黨消滅中國文化的一大武器，是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將歷史的發展解釋為「階級鬥爭」的結果和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矛盾的結果，並「預言」無產階級將在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建立政權，而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然就成了掌權者。按照這種階級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識份子無論作過多少好事，因為代表了剝削階級，所以都應該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動造反者，無論他們殺害了多少人，姦淫了多少婦女，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或被壓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讚揚；而歷代為民請命的清官，卻被中共認為緩和了「階級矛盾」，延續了所謂地主階級的統治，而受到比那些無惡不作的貪官更嚴厲的批判。
中國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及「善惡有報」，認為富貴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為積下的因果。無論是富貴還是貧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因此並不存在共產黨「階級鬥爭」史觀所灌輸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包容的文化，儒釋道三教並存，儒家學說中，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並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與北方的全真教並存，佛教的禪宗、淨土、天台、華嚴等不同的宗派並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國文化和睦相處。這都顯示出中國人海納百川，以和為貴的精神。在中國從未發生過不同宗教之間的戰爭，和宗教內部不同教派的戰爭。
這種包容思想與中共的鬥爭思想截然對立，因此是必須消滅的對象。
中共並非為「鬥爭」而鬥爭。這裡至少有兩個目的：人們在互相的鬥爭中失去信任，變成一盤散沙，便於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趙高「指鹿為馬」的權術。承認「指鹿為馬」的趙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語的人顯然良心未泯，趙高要加以排斥；反對者都被趙高殺掉。然而，趙高的「指鹿為馬」只是宮廷權術，而中共的「指鹿為馬」卻成了強迫全民參與的「大眾文化」。如「土改」、「鎮反」、「工商業改造」、「戲劇界的改制改人改戲」等諸多運動，都是一次次「指鹿為馬」的檢驗。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表態。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為鬥爭對象。
（大紀元插圖）
唯物主義對於精神領域顯得非常蒼白無力。其中「美」就是一個例子。雨後的彩虹，夕陽下的晚景，在唯物主義中只能被分析成為電磁波的不同光譜；愛情，被歸結為人類自身荷爾蒙的變化；人類的高貴情操，則被理解成瑣碎庸俗的小恩小惠。
從本質上來說，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產黨統治的障礙，以至於中共發明了一個常含負面意義的詞彙——「人性論」。黨員需要以「黨性」壓過「人性」，對於普通人來說，「人性」也是革命不徹底的表現。
在中共的文藝宣傳中，曾經高舉「禁慾主義」的大旗，否定愛情、否定家庭。但最近十多年中共已經從「禁慾主義」進行了180度的大轉彎，變成鼓勵「縱慾主義」。這些看似與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卻出自於同樣的原因——過去讓人禁慾的目的是為了讓人效忠共產黨，讓黨性高於家庭、高於人性；如今共產意識形態破滅，中共鼓勵人沉迷於黃賭毒、一夜情、包二奶，則是為了淪喪人的道德，在縱情的享樂中無暇反對共產黨。這樣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統治歷史中比比皆是，背後維護中共統治的目的則一以貫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倫理，這種家庭倫理關注的是親情，是仁愛。在共產黨的宣傳中，則是以階級感情來取代親情和友情。如《紅燈記》李玉和所唱「人說道世間只有骨肉的情義重，依我看階級的情義重於泰山」。所謂「親不親，階級分」。互相成為「同志」者，即成為革命大家庭的一員，反之則是堅決鎮壓的對象。是「同志」還是「敵人」，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劃分了一切社會關係，凌駕於親人或朋友關係之上。當階級鬥爭需要時，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檢舉、批鬥、毒打自己的親人來表示自己階級性強於人性，向黨表示效忠。
在中共的宣傳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強嚥下，仇恨入心要發芽」，類似的歌詞充斥中國。仇恨是共產主義的動力之一，也是一種更為重要的共產主義情感，仇恨的反覆灌輸成為中共各種群眾運動的動力所在。人類普世的同情、關愛、善良等等，因此成為共產主義天然的敵人，必須加以剷除。
在中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足以使單個的人無法在社會中繼續存在。詩經《周頌》有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遠是非常地嚴肅。在中國古代，神靈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隱藏在「天」的後面，中國人堅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終裁判者，無疑是「神」。
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中國民間遂逐漸堅信天堂地獄和輪迴轉世、善惡有報。這些觀念和中國人對倫理的堅持形成一個共同的價值基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
中國文化中更為重要的部分，由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承擔。這一部分，以歷史作為鑒往知來和預知盛衰興替的基礎。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重視歷史。從中華民族創造文字之初，記述歷史就成了歷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倉頡就是軒轅黃帝的史官。春秋亂世，齊國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個被殺了頭，只為了寫下一句真話：「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竹簡寫字十分不易，司馬遷硬是在受了宮刑後，藉著昏暗的油燈在竹簡上寫了五十多萬字的《史記》。自漢代以降，「隔代修史」的傳統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有著連續而準確的信史的國家。
（大紀元插圖）
這種儒家的歷史觀承載了厚重的中華傳統文化，也是中共一開始就要立即消滅的對象。而共產黨消滅中國文化的一大武器，是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將歷史的發展解釋為「階級鬥爭」的結果和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矛盾的結果，並「預言」無產階級將在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建立政權，而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然就成了掌權者。按照這種階級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識份子無論作過多少好事，因為代表了剝削階級，所以都應該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動造反者，無論他們殺害了多少人，姦淫了多少婦女，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或被壓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讚揚；而歷代為民請命的清官，卻被中共認為緩和了「階級矛盾」，延續了所謂地主階級的統治，而受到比那些無惡不作的貪官更嚴厲的批判。
中國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及「善惡有報」，認為富貴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為積下的因果。無論是富貴還是貧窮，「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因此並不存在共產黨「階級鬥爭」史觀所灌輸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包容的文化，儒釋道三教並存，儒家學說中，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並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與北方的全真教並存，佛教的禪宗、淨土、天台、華嚴等不同的宗派並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國文化和睦相處。這都顯示出中國人海納百川，以和為貴的精神。在中國從未發生過不同宗教之間的戰爭，和宗教內部不同教派的戰爭。
這種包容思想與中共的鬥爭思想截然對立，因此是必須消滅的對象。
中共並非為「鬥爭」而鬥爭。這裡至少有兩個目的：人們在互相的鬥爭中失去信任，變成一盤散沙，便於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趙高「指鹿為馬」的權術。承認「指鹿為馬」的趙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語的人顯然良心未泯，趙高要加以排斥；反對者都被趙高殺掉。然而，趙高的「指鹿為馬」只是宮廷權術，而中共的「指鹿為馬」卻成了強迫全民參與的「大眾文化」。如「土改」、「鎮反」、「工商業改造」、「戲劇界的改制改人改戲」等諸多運動，都是一次次「指鹿為馬」的檢驗。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表態。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為鬥爭對象。
（大紀元插圖）
唯物主義對於精神領域顯得非常蒼白無力。其中「美」就是一個例子。雨後的彩虹，夕陽下的晚景，在唯物主義中只能被分析成為電磁波的不同光譜；愛情，被歸結為人類自身荷爾蒙的變化；人類的高貴情操，則被理解成瑣碎庸俗的小恩小惠。
從本質上來說，任何的人性美好都是共產黨統治的障礙，以至於中共發明了一個常含負面意義的詞彙——「人性論」。黨員需要以「黨性」壓過「人性」，對於普通人來說，「人性」也是革命不徹底的表現。
在中共的文藝宣傳中，曾經高舉「禁慾主義」的大旗，否定愛情、否定家庭。但最近十多年中共已經從「禁慾主義」進行了180度的大轉彎，變成鼓勵「縱慾主義」。這些看似與中共以前的做法互相背反的政策，卻出自於同樣的原因——過去讓人禁慾的目的是為了讓人效忠共產黨，讓黨性高於家庭、高於人性；如今共產意識形態破滅，中共鼓勵人沉迷於黃賭毒、一夜情、包二奶，則是為了淪喪人的道德，在縱情的享樂中無暇反對共產黨。這樣的「左右互搏」在中共的統治歷史中比比皆是，背後維護中共統治的目的則一以貫之。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倫理，這種家庭倫理關注的是親情，是仁愛。在共產黨的宣傳中，則是以階級感情來取代親情和友情。如《紅燈記》李玉和所唱「人說道世間只有骨肉的情義重，依我看階級的情義重於泰山」。所謂「親不親，階級分」。互相成為「同志」者，即成為革命大家庭的一員，反之則是堅決鎮壓的對象。是「同志」還是「敵人」，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劃分了一切社會關係，凌駕於親人或朋友關係之上。當階級鬥爭需要時，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用檢舉、批鬥、毒打自己的親人來表示自己階級性強於人性，向黨表示效忠。
在中共的宣傳中，「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強嚥下，仇恨入心要發芽」，類似的歌詞充斥中國。仇恨是共產主義的動力之一，也是一種更為重要的共產主義情感，仇恨的反覆灌輸成為中共各種群眾運動的動力所在。人類普世的同情、關愛、善良等等，因此成為共產主義天然的敵人，必須加以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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