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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薩斯疫症下的中港台
25. 達爾文：「我從來不是無神諭者 」
最近與友人暢談宗教，友人說，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最後在其《自傳》中為其揭櫫的進化論〈其實應譯為「演化論」才對〉「誤盡蒼生」懺悔，並稱假如可以，願意收回其學說云云。此說我聞所未聞，但與宗教問題有關的類似野談甚多，我也姑妄聽之，但事關重大，甚感好奇，隨即找來未經刪節的《達爾文自傳》(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另加他生前的大量書信〈 現大多已可在網上讀到，見http://darwin.lib.cam.ac.uk/ 及 http://pages.britishlibrary.net/charles.darwin)，小心求證一下，豈料大有發現，幾乎比起我在《四庫全書》裡找到雍正及其他清史家說「台灣自古不屬中國」更加激動人心。也再一次證明，「誤盡蒼生」的也許不是進化論或其他甚麼理論，而是「人云亦云」的處事態度。
鑑於中國人特別是中共政權一直以達爾文的進化論作為無神論的鎮山寶，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投入，本課題的澄清對中國人至為重要。
「我從來不是無神論者」
達爾文於一八七六年百病纏身之時執筆寫《自傳》，回顧自己毀譽交加的一生，目的並非出版，只是寫來留給子孫和妻子作留念之用，所以語氣親切可人，字字出自肺俯，毫無造作虛飾的廢詞。然而，他的兒子 Francis Darwin ( 1848-1925 ) 於一八八七年把這本家傳《自傳》出版了，但屬刪節版，直到一九五八年達爾文的孫女 Nora Barlow ( 1885-1989 ) 才把《自傳》原封出版。當時的科學歷史大師 Loren Eiseley (l907-1977)就說:「沒有人可以不讀過《達爾文自傳》而可以假裝瞭解達爾文。」
儘管無數旁人以達爾文的進化論來作為無神論的首要依據，也有無數人想聽取達爾文對個人信仰的意見，但正如 Francis Darwin 說，達爾文在其發表過的作品中從沒有議論過其個人信仰的，只會在私人信件及其《自傳》中論及，他推想原因是父親認為個人信仰是很私人的事情。一八七九年，無神論者 John Fordyce 去信問達爾文有神論與進化論可否並存，達爾文回答說：
「若有人懷疑一個人不可以既是虔誠的有神論者，也是進化論者，我覺得似是荒謬的.....我的看法，除了對我自己之外，對任何人都是無關重要的。但既然你問我，我會說我這方面的看法是反覆多變.....但我在最反覆多變的時刻，也從來不是個無神論者，不會否定神的存在。我想，一般而言.....說我這種心態是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會較為恰當。」
宗教：「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決」
達爾文不公開討論個人信仰問題，看來不僅是因為這是私人問題，也是因為他自己也感到相當迷惘，他一再申明，宗教不是人類的智力所能解決的。他於一八六零年
在寫信給其友人也是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的Asa Gray(1810-1888)說：
「至於這個問題〈人類起源〉的神學觀點，總是令我感到痛苦的。我也感到迷惘。我決無意寫文章宣揚無神論。但我承認，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樣......在我們周圍看到造物設計(design)和上天慈悲的證據，這個世界看來還有太多苦難......但另一方面，若要我把這個奇妙的宇宙，特別是人的本性，都看作是蠻力( brute force )的結果，我又無論如何心有不甘。我是較相信萬物是按設計好了的法則而行，只是細節.....就聽任所謂機遇(chance)。但這種想法也毫不令我滿意。我感受至深的是，整個問題太高深莫測了，不是人類智力可以解決的.....當然我同意你說，我的觀點絕非就是屬於無神論的。一個人〈不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遭雷殛而亡，可歸因於極其複雜的自然法則；小孩子得以誕生.....當中涉及的法則就更為複雜，而我不明白，為甚麼一個人，或其他動物，不可以是最初是按其他法則孕育而成，不可以是所有這些法則都是有一個全知全能、已預見了未來所有事件和後果的造物主所設計的。但我越想，就越感迷惘......。」
就在一年前(1859)，達爾文即使在剛出版《物種起源》後，已表現出類似的迷惘，他去信好友兼自然科學學者 John Lubbock ( 1834-1913 )說：
「針對我〔在《物種起源》〕的觀點，是可以有許多有力的反面論據的，你或者任何人若想站在我的對面，大可輕易今自己相信我是完全錯的，而我無疑有部份地方出錯，甚至全錯也說不定，儘管我看不到我的盲點在哪裡。我敢說，當人類有天發現雷電大作，是由於第二因( Secondary causes)的緣故時，就會後悔放棄了每一道閃電都是由上帝之手造成這個想法。」
一八七三年達爾文寫信回答一個荷蘭學生的宗教問題時，再次表達了信仰問題非人類智力所能解決的看法：
「很難簡單回答你的問題......但我可以說，這樣一個雄偉奇妙的宇宙......是不可能是偶然造成的，這就是我認為有神的首要論據，但這論據是否真有價值，我也從來無法斷定。......但我也不能無視全世界還有無數苦難的事實。雖然有時我也會想到那麼多有能之士都完全信神，不會都看錯吧，卻又再看到這是多麼不濟的論據。似乎最穩當的結論還是，整個問題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決的，但人可以盡自己的責任。」
「科學與基督毫不相干」
毫無疑問，要是達爾文只有科學家的天才，而沒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和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典型批判精神，在宗教問題上就不會如此困擾。這再可從他在《自傳》中的自白得以印證。達爾文毫不隱瞞他對基督教的質疑，他說，「我的確難以明白，為甚麼有人會希望基督信仰是真的，因為，要是基督信仰真有其事，則其經文已經說得明明白白：那些不信的人......當中包括我的父親、兄弟和幾乎我所有最要好的朋友，都將要永世受罰。這真是可堪咒誼的的教義。」在《自傳》中他又說，「當今之世，人們最常用來說明有一智慧之神的理據是訴諸大多數人所具有的深刻內在信念和感受，但印度教和回教無疑也可用同樣的態度、一樣的說服力，稱只有一神，或多神，或佛教的無神。」所以他接著說，「另一個訴諸理性而不是情感，有力得多的有神論理據是，這樣一個雄偉奇妙宇宙之誕生，是極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沒有可能是盲打誤撞或出於需要而成的......每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就無法不追尋一個智慧過人的第一因，則有神論者的稱號，我是當之無愧的。這個結論，依我記憶，在我寫《物種起源》時是深信不疑的，但此後漸見動搖，在無數反覆之中轉弱。但我隨之又有另一疑惑，那就是，要是人類的腦袋如我所完全相信的那樣乃由最低等的動物那裡演化過來，那麼，他們所作這些堂皇之論靠得住麼？......面對這樣玄奧不已的問題，我不能假裝我有半點一得之見。萬物最初從何而來，這個奧秘不是我們所能解開；我是必要繼續安於我這個不可知論者的身分。」
一八七九年，達爾文已儼然是全世界的首席思想家，更多人來信問學。一個德國學生來信問宗教問題，達爾文在信裡說：
「進化論與信仰神是頗能並行不悖的。」但這德國學生並不滿足，達爾文在第二封信中說：「......我已年老體弱，固然沒有時間完滿回答你的問題，而且你的問題也根本是沒有答案的。科學與基督是毫不相干的......至於來生的問題，每個人都要在彼此衝突而又含含糊糊的可能情況之間自行判斷。」
「猴子腦袋的信念靠得住麼？」
達爾文在去世前一年身體已虛弱不堪，仍然繼續在書信中不斷與人切磋宗教問題。
一八八一年七月，即達爾文去世前的九個月，愛爾蘭哲學家William Graham ( 1839-1911 )剛出版了The Greed Of Science,Religious,Moraland Social一書，達爾文去函問疑，他說：
「你在書中的某些論點我消化不了。特別是你說那些所謂自然法則本身有其意志( purpose )......且不說許多人相信這幾條重大法則有朝一日會被發現統統源於某一條法則......要是月球只有些最低級、毫無意識的有機體，你會認為這有甚麼意志麼？......儘管這樣，你已經表達了我的內在信念......那就是宇宙不是一個偶然的結果。但隨之而來的又是那可怕的疑惑：既然人類的腦袋從低等動物演化而來，這腦袋的的種種信念可有任何價值？或可予任何交托麼？一些來自猴子腦袋的信念〈若這樣的腦袋會有任何信念〉，會有任何人願意信靠麼？......最後，我可以向你展示，(人類)反抗物競天擇( natural selection )的過程中為文明帶來的建樹，是大得非你可能會同意的。」
一八八一年八月，達爾文去信友人 Farrer 勳爵(1819-1899)說，「要是我們審視整個宇宙，思維上是會拒絕視之為一個偶然的結果......也就是沒有設計或意志。整個問題在我看來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對於這個我深信是從動物演化過來的人類腦袋的所謂直覺，我不能太有信心，甚至不能有任何信心，那麼，他們的信念和直覺又有甚麼價值？」
「我的觀點常被嚴重歪曲」
一八七八年，英國神學家 Edward Pusey 博士(1800-1882)從神學觀點批評達爾文的著作《物種起源》，達爾文在一封給 C．Ridley 的信裡說，「由於我從來只會回答科研人員對我的批評，我不希望這信會被出版....... Pusey 博士想像我寫《物種起源》時是針對神學，是錯誤的。我以為，任何人只要費神讀一下這書，特別是導言的頭幾行，都會很清楚這點......我蒐集資料寫《物種起源》時，我對所謂人格神 ( personal God) 的信仰，就跟 Pusey 博士所信仰的一樣堅定。」
其實 ，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就用了造物主( Creator )一詞起碼五次之多。達爾文在《自傳》裡說，「我的觀點常被嚴重歪曲，被窮追猛打，被無情譏諷，但我相信他們這樣做都是本自真誠。總的來說，我相信大家對我的作品是一次又一次的過譽了。」
從達爾文對人類苦難的關懷，面對大自然奧秘的好奇、謙卑與坦誠，以至對各方誤解和唾罵譏諷所表現的風度甚至幽默，在在說明這確是個偉大的心靈。討厭他的人，說他死前為其進化論「纖悔」，但我在其《自傳》或信件或任何其他地方俱遍尋不獲；擁護他的人就更可惡，把他與無神論劃上等號，在中國情況尤甚，中共更輾轉竊用之為迫害宗教自由的「學術」依據，為無神論虐民的護符，相反，進化論的原產地英國卻依然泰然自若，甚至不去其國教！還是魯迅說得好，「新潮之進中國，往往只有幾個名詞，主張者以為可以咒死敵人，敵對者也以為將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載，終於火滅煙消。如甚麼羅曼主義，自然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彷彿都已過去了，其實又何嘗出現。」(《譯文序跋集．〈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小引》 1929年)
p.s.中國的「望文生義」、「不求甚解」而演練出「文字獄」一套「國家範圍技」，其殺傷力比秦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基本練成此技條件 ------ 心胸狹窄、多疑、食古不化。《怒訊》
原載於2005年4月《開放雜誌》
摘錄自：《中國比小說更離奇》---- 達爾文：「我從來不是無神諭者 」 撰文．鍾祖康
鑑於中國人特別是中共政權一直以達爾文的進化論作為無神論的鎮山寶，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投入，本課題的澄清對中國人至為重要。
「我從來不是無神論者」
達爾文於一八七六年百病纏身之時執筆寫《自傳》，回顧自己毀譽交加的一生，目的並非出版，只是寫來留給子孫和妻子作留念之用，所以語氣親切可人，字字出自肺俯，毫無造作虛飾的廢詞。然而，他的兒子 Francis Darwin ( 1848-1925 ) 於一八八七年把這本家傳《自傳》出版了，但屬刪節版，直到一九五八年達爾文的孫女 Nora Barlow ( 1885-1989 ) 才把《自傳》原封出版。當時的科學歷史大師 Loren Eiseley (l907-1977)就說:「沒有人可以不讀過《達爾文自傳》而可以假裝瞭解達爾文。」
儘管無數旁人以達爾文的進化論來作為無神論的首要依據，也有無數人想聽取達爾文對個人信仰的意見，但正如 Francis Darwin 說，達爾文在其發表過的作品中從沒有議論過其個人信仰的，只會在私人信件及其《自傳》中論及，他推想原因是父親認為個人信仰是很私人的事情。一八七九年，無神論者 John Fordyce 去信問達爾文有神論與進化論可否並存，達爾文回答說：
「若有人懷疑一個人不可以既是虔誠的有神論者，也是進化論者，我覺得似是荒謬的.....我的看法，除了對我自己之外，對任何人都是無關重要的。但既然你問我，我會說我這方面的看法是反覆多變.....但我在最反覆多變的時刻，也從來不是個無神論者，不會否定神的存在。我想，一般而言.....說我這種心態是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會較為恰當。」
宗教：「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決」
達爾文不公開討論個人信仰問題，看來不僅是因為這是私人問題，也是因為他自己也感到相當迷惘，他一再申明，宗教不是人類的智力所能解決的。他於一八六零年
在寫信給其友人也是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的Asa Gray(1810-1888)說：
「至於這個問題〈人類起源〉的神學觀點，總是令我感到痛苦的。我也感到迷惘。我決無意寫文章宣揚無神論。但我承認，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樣......在我們周圍看到造物設計(design)和上天慈悲的證據，這個世界看來還有太多苦難......但另一方面，若要我把這個奇妙的宇宙，特別是人的本性，都看作是蠻力( brute force )的結果，我又無論如何心有不甘。我是較相信萬物是按設計好了的法則而行，只是細節.....就聽任所謂機遇(chance)。但這種想法也毫不令我滿意。我感受至深的是，整個問題太高深莫測了，不是人類智力可以解決的.....當然我同意你說，我的觀點絕非就是屬於無神論的。一個人〈不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遭雷殛而亡，可歸因於極其複雜的自然法則；小孩子得以誕生.....當中涉及的法則就更為複雜，而我不明白，為甚麼一個人，或其他動物，不可以是最初是按其他法則孕育而成，不可以是所有這些法則都是有一個全知全能、已預見了未來所有事件和後果的造物主所設計的。但我越想，就越感迷惘......。」
就在一年前(1859)，達爾文即使在剛出版《物種起源》後，已表現出類似的迷惘，他去信好友兼自然科學學者 John Lubbock ( 1834-1913 )說：
「針對我〔在《物種起源》〕的觀點，是可以有許多有力的反面論據的，你或者任何人若想站在我的對面，大可輕易今自己相信我是完全錯的，而我無疑有部份地方出錯，甚至全錯也說不定，儘管我看不到我的盲點在哪裡。我敢說，當人類有天發現雷電大作，是由於第二因( Secondary causes)的緣故時，就會後悔放棄了每一道閃電都是由上帝之手造成這個想法。」
一八七三年達爾文寫信回答一個荷蘭學生的宗教問題時，再次表達了信仰問題非人類智力所能解決的看法：
「很難簡單回答你的問題......但我可以說，這樣一個雄偉奇妙的宇宙......是不可能是偶然造成的，這就是我認為有神的首要論據，但這論據是否真有價值，我也從來無法斷定。......但我也不能無視全世界還有無數苦難的事實。雖然有時我也會想到那麼多有能之士都完全信神，不會都看錯吧，卻又再看到這是多麼不濟的論據。似乎最穩當的結論還是，整個問題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決的，但人可以盡自己的責任。」
「科學與基督毫不相干」
毫無疑問，要是達爾文只有科學家的天才，而沒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和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典型批判精神，在宗教問題上就不會如此困擾。這再可從他在《自傳》中的自白得以印證。達爾文毫不隱瞞他對基督教的質疑，他說，「我的確難以明白，為甚麼有人會希望基督信仰是真的，因為，要是基督信仰真有其事，則其經文已經說得明明白白：那些不信的人......當中包括我的父親、兄弟和幾乎我所有最要好的朋友，都將要永世受罰。這真是可堪咒誼的的教義。」在《自傳》中他又說，「當今之世，人們最常用來說明有一智慧之神的理據是訴諸大多數人所具有的深刻內在信念和感受，但印度教和回教無疑也可用同樣的態度、一樣的說服力，稱只有一神，或多神，或佛教的無神。」所以他接著說，「另一個訴諸理性而不是情感，有力得多的有神論理據是，這樣一個雄偉奇妙宇宙之誕生，是極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沒有可能是盲打誤撞或出於需要而成的......每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就無法不追尋一個智慧過人的第一因，則有神論者的稱號，我是當之無愧的。這個結論，依我記憶，在我寫《物種起源》時是深信不疑的，但此後漸見動搖，在無數反覆之中轉弱。但我隨之又有另一疑惑，那就是，要是人類的腦袋如我所完全相信的那樣乃由最低等的動物那裡演化過來，那麼，他們所作這些堂皇之論靠得住麼？......面對這樣玄奧不已的問題，我不能假裝我有半點一得之見。萬物最初從何而來，這個奧秘不是我們所能解開；我是必要繼續安於我這個不可知論者的身分。」
一八七九年，達爾文已儼然是全世界的首席思想家，更多人來信問學。一個德國學生來信問宗教問題，達爾文在信裡說：
「進化論與信仰神是頗能並行不悖的。」但這德國學生並不滿足，達爾文在第二封信中說：「......我已年老體弱，固然沒有時間完滿回答你的問題，而且你的問題也根本是沒有答案的。科學與基督是毫不相干的......至於來生的問題，每個人都要在彼此衝突而又含含糊糊的可能情況之間自行判斷。」
「猴子腦袋的信念靠得住麼？」
達爾文在去世前一年身體已虛弱不堪，仍然繼續在書信中不斷與人切磋宗教問題。
一八八一年七月，即達爾文去世前的九個月，愛爾蘭哲學家William Graham ( 1839-1911 )剛出版了The Greed Of Science,Religious,Moraland Social一書，達爾文去函問疑，他說：
「你在書中的某些論點我消化不了。特別是你說那些所謂自然法則本身有其意志( purpose )......且不說許多人相信這幾條重大法則有朝一日會被發現統統源於某一條法則......要是月球只有些最低級、毫無意識的有機體，你會認為這有甚麼意志麼？......儘管這樣，你已經表達了我的內在信念......那就是宇宙不是一個偶然的結果。但隨之而來的又是那可怕的疑惑：既然人類的腦袋從低等動物演化而來，這腦袋的的種種信念可有任何價值？或可予任何交托麼？一些來自猴子腦袋的信念〈若這樣的腦袋會有任何信念〉，會有任何人願意信靠麼？......最後，我可以向你展示，(人類)反抗物競天擇( natural selection )的過程中為文明帶來的建樹，是大得非你可能會同意的。」
一八八一年八月，達爾文去信友人 Farrer 勳爵(1819-1899)說，「要是我們審視整個宇宙，思維上是會拒絕視之為一個偶然的結果......也就是沒有設計或意志。整個問題在我看來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對於這個我深信是從動物演化過來的人類腦袋的所謂直覺，我不能太有信心，甚至不能有任何信心，那麼，他們的信念和直覺又有甚麼價值？」
「我的觀點常被嚴重歪曲」
一八七八年，英國神學家 Edward Pusey 博士(1800-1882)從神學觀點批評達爾文的著作《物種起源》，達爾文在一封給 C．Ridley 的信裡說，「由於我從來只會回答科研人員對我的批評，我不希望這信會被出版....... Pusey 博士想像我寫《物種起源》時是針對神學，是錯誤的。我以為，任何人只要費神讀一下這書，特別是導言的頭幾行，都會很清楚這點......我蒐集資料寫《物種起源》時，我對所謂人格神 ( personal God) 的信仰，就跟 Pusey 博士所信仰的一樣堅定。」
其實 ，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就用了造物主( Creator )一詞起碼五次之多。達爾文在《自傳》裡說，「我的觀點常被嚴重歪曲，被窮追猛打，被無情譏諷，但我相信他們這樣做都是本自真誠。總的來說，我相信大家對我的作品是一次又一次的過譽了。」
從達爾文對人類苦難的關懷，面對大自然奧秘的好奇、謙卑與坦誠，以至對各方誤解和唾罵譏諷所表現的風度甚至幽默，在在說明這確是個偉大的心靈。討厭他的人，說他死前為其進化論「纖悔」，但我在其《自傳》或信件或任何其他地方俱遍尋不獲；擁護他的人就更可惡，把他與無神論劃上等號，在中國情況尤甚，中共更輾轉竊用之為迫害宗教自由的「學術」依據，為無神論虐民的護符，相反，進化論的原產地英國卻依然泰然自若，甚至不去其國教！還是魯迅說得好，「新潮之進中國，往往只有幾個名詞，主張者以為可以咒死敵人，敵對者也以為將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載，終於火滅煙消。如甚麼羅曼主義，自然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彷彿都已過去了，其實又何嘗出現。」(《譯文序跋集．〈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小引》 1929年)
p.s.中國的「望文生義」、「不求甚解」而演練出「文字獄」一套「國家範圍技」，其殺傷力比秦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基本練成此技條件 ------ 心胸狹窄、多疑、食古不化。《怒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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