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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曾蔭權是否飯碗基督徒？
18. 小政府禍患無窮
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又再強調，香港要堅守「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並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以二十％為目標上限。即使計及香港原應要負擔的約佔幾個百分點的國防軍費支出，這個公共開支比例依然是低得驚人的。這個餅那麼小，怎樣去分呢？於是，香港公務員為求自保，就拿掉公共總開支中的七成作為自己的薪金，這是國際一般水平的兩倍多，一般同類發達國家的公務員薪金開支只佔公共總開支中的兩成左右。這是為甚麼香港官員的薪酬之高，舉目全球僅有另一個統治者，同樣可以為所欲為的獨裁政府新加坡可與之較量。這是為甚麼在香港這樣富裕的社會，一個令台灣首富郭台銘也相形見絀的社會(香港人口只有七百萬，但台灣首富郭台銘的身家只及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四分之一)，居然會有數以千計的香港人要像狗一樣的居於鐵籠(即約十八平方尺或兩平方米的所謂籠屋，可參見電影「籠民」)，有無數人每天要被奴役十多二十小時而依然僅足以餬口，有一百多萬人屬貧困戶。
香港政府日夜吹噓的「大市場、小政府」的本質就是這樣。
中國文化崇尚自生自滅
香港和中國這兩個傳統華人社會的一個驚人相似之處是，都對所謂「福利社會」極其敵視，絕大多數人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大都認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也大都認為富豪盡情享受是天經地義的事。香港不少巨富如胡應湘、吳光正等更公開表示繳稅較多的人應有較大的政治權力( 如投票權 )！更加恐怖的是，當其他文明國家都已一律毫無保留的把貧窮視為必須予以根除之惡時，許多中國人甚至把貧窮樞歌為推動個人奮發向上的原動力，視貧窮-----那怕是赤貧-----為人生難得的磨鍊，其原理跟傳統中國人篤信的甚麼「棒下出孝兒」、「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等相近。至於中國人說的「奮發向上」，所指也甚為狹隘，基本上只是指專心謀財而言。只要得到適當酬金，絕大部份人並不介意一輩子做極其無聊或無恥的事。謀財以外的活兒，叫不務正業，這樣的人叫做不潔身自愛。
《二十四孝》中的郭巨為了把不足的食物留給娘親而把兒子活埋，本來就是一個對「冷血社會」、「反福利社會」一個極大的控訴，但中國人卻只是一味褒揚郭巨的孝心，而沒有反思和追究一個所謂文明社會為甚麼會迫到父母要把子女活埋，為甚麼政府、宗教組織或其他非政府的救濟組織會見死不救？難道孟子說的「無側隱之心，非人也！」，也像其他絕大部份的儒家寶訓那樣，都是紙上文章？又難道這個堂堂「禮義之邦」沒有洋人聖經上說的「好鄰居」概念？同樣，儘管香港發生了一宗又一宗，因每週七天每天工作近二十小時，而最終以過勞死暴斃或過度勞累發生工業意外致死慘劇，但傳媒幾乎每一次都只是一味褒揚死者是為養家而犧牲的「好爸爸」或「好媽媽」，鮮會追究何以一個有那麼多百億千億(港元)巨富的社會會有那麼多人隨時要天天工作十五或二十小時也不能餬口，會有那麼多人被迫走上絕路。請看：「求養活妻女日獱客貨車十八小時《編註:廣東話，「獱客貨車」意指開客貨車。》-----辛勞好爸爸猝死炒車《編註:廣東話，「炒車」意指撞車。》」、「日做十六小時假期不休息-----好爸爸遭三噸工字鐵壓死」、「日做十九鐘養五女兒-----好母親推到死」....這分明就是變態冷血社會之下逆來順受並縱容奴隸主的奴才，難道是值得推崇的「好爸爸」或「好媽媽」榜樣麼？這跟傳統中國人只顧褒揚《二十四孝》的做法何其相似乃爾，也如魯迅訓斥中國人那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
加上在一些極端自由派經濟學者如佛利民、張五常等長期串鈴叫賣下，今不少本身文化已經敵視「福利社會」的中國人更加振振有詞的反對福利，也更加以為世界上的文明國家就是奉行這樣的極端自由派經濟理論，以為福利社會就必如這些極端自由派經學者(或學棍)所說的那樣恐怖。但有趣的是，就如絕大部份獨裁主義信徒如要移民都會選擇民主自由國家那樣，這些在言論上對「福利社會」咬牙切齒的極端自由派經濟學者卻又絕大部份選擇在「福利社會」定居。這種言行嚴重脫鉤的現象，就已相當有力的說明了這些理論家有多相信自已的理論。
福利社會有利於經濟增長
那麼，福利社會，或者說，由此伴隨而來的大政府，是否那樣如極端自由派經濟學者或一般中國人相信的那樣為禍人間、破壞經濟發展呢？政府是否如他們所想的是越小越好呢？這個超級大問題，雖然我們也多少可憑常識和個人觀察而心中有數，但以嚴謹學術的力法予以分析論證，並令各方為之歎服的研究直到近年才出現。那就是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 Peter Lindert 於二零零四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大冊巨著 Growing Public：Social S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Lindert教授其中一個要回答，而且也很漂亮的回答了的重要問題是：究竟福利國家是否如某些經濟學者〈特別是極端自由派經濟學者〉所聲稱的那樣，會危害經濟發展？結果，Lindert 教授巨細靡遺的精研了歐洲及美洲多個國家三百年來無數經濟發展數據，發現福利國家中所作的福利，或用以改善貧富懸殊的所謂財富再分配，其國民成本淨額〈 net national costs 〉基本上是零〈essentially zero〉！也就是說，所謂「免費午餐」本身的確是免費的。研究並發現，社會性開支〈即包括救濟、公共健康開支、服務補貼及教育公共開支等〉增長最快的民主國家，並沒有如極端自由派經濟學者所危言聳聽的那樣，會飽受收入下降的煎熬，而是恰恰相反，通常都有較高的和迅速增長的人均收入，研究結論是龐大的社會性開支是有利於，而不是阻礙了經濟增長！Lindert 教授說，「一些經濟學者把福利國家的成本誇張得太離譜了。」
按照 Lindert 教授的發現，我們就更能明白為甚麼北歐民主國家最講福利，也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發展傲視全球。Lindert 教授成功的讓人更看清楚大政府的優越之處，並駁斥了一些不學無術的同行，惟始終主要從其經濟學本行的角度立論。但「反福利社會主義」，或所謂「小政府」的害處，並不僅僅是妨礙了經濟發展，更對社會的其他許多發展禍患無窮。
小政府催生病態大家庭
小政府的第一大害處就是催生病態大家庭。政府任由民眾自生自滅，民眾自然不得不長期投向朋友，特別是家人親戚之間求助。這令家人或朋友之間的關係趨於功利化，較難有在福利社會下洋人之間的君子之交。而家人之間不得不互相倚賴接濟，甚至是養兒防老，也很容易令人為了得到親人的打救或長期照顧，而不惜放棄個人思想或性格之獨立，而有能力接濟家人的成員縱然可以盛氣凌人於一時，但也往往因要承受令人難以承受的財政負擔而提前衰歇。這樣被小政府迫出來的、金錢瓜葛長期互相糾纏不清的大家庭不僅往往於個人身體有害，而且是訓練低眉順眼小奴才的溫床。因此，中國人的小政府社會很容易迫出「孝」來，並將之提升到病態的地步，每一代人若不能再自食其力，就由家裡的下一代人照顧，儘管年輕一代往往連自已也無法養活。不負責任、敵視福利社會甚至社會保險概念的中國人政府很快就領略到「孝」之妙用無窮。
統治者由此得而把照顧民眾、為民眾尊嚴生活作規劃的責任，統統借「孝」這個道德指令推到每個家庭身上，好讓統治者自己有錢盡情揮霍，和領取比一般民眾高出幾十倍的薪金，「依法掠奪」。
在小政府下，家人之間的接濟和異常艱辛的養育，常令受者感到「恩重如山」，並會誘發在華人社會中常見的「有私無公」、「有家無國」的反社會行為，反使人人為己自私自利，對自己國家沒有歸屬感，而漸次失去向心力，這股離心力則被視為「反動派」，離心力小的時候還可用暴力等等粗暴的鎮壓下來，但長此下去只會相繼循環，終會有一發不可拾一天；相反，國民若主要從政府而不是家人得到救濟，不但無須低眉順眼，而且保有尊嚴，也無須擔憂被終止援助而出賣靈魂，而受惠者如要感恩圖報，對象也不是狹隘的家人，而是國家，這才是培養愛國心的健康途徑。
中國統治者反福利社會和迷信小政府，任由民眾自生自滅，也是中國的黑社會社團驚人發達的一大主因。當無拳無勇的民眾投靠無門時，投靠黑社會也並非難以理解的事。甚至共產黨在中國之興起，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拜中國統治者任由國民自生自滅，以致國民病急亂投醫所賜。
小政府另一個缺點是，每個人不論是否擅於理財，也要做自己的金融師。首先，這會令國民因孜孜於斂財掠富而氣質趨於庸俗，並因而浪費大量時間而荒廢其他許多非常重要的事。也許有人認為這會有助於鍛鍊個人的鑽營之道，甚至有人建議這種理財能力應從孩提時代就開始培訓，但正如以上所說，這做法是害大於利。
在這種人人要做自己的金融師的社會結構裡，常見的結果是，不少人在憂慮淪落街頭或老無所依的恐慌下過度而囤積財富，但更多人是因理財不善而落得一窮二白，潦倒半生，甚至一世。所以，這方面的理財工程最好還是儘量由政府的專業人員統理。
「經濟衰退」的不同含義
雖然有人一度以瑞典從一九七零年代中至一九九零年代中經濟衰退為例而揚言福利國家已死，但瑞典到一九九零年代中起已慢慢全面復原過來，也讓人見識到福利社會的巨大復原能力。而且，許多人不知道福利國家的「經濟衰退」跟非福利國家的「經濟衰退」是完全兩碼子事。北歐福利國家即使遇上「經濟衰退」，由於全國國民都獲納入安全網，生活水平仍是相當高的，只是遜於他們自己原來的生活水平，但比起非福利國家而言還是明顯優勝的。而非福利國家由於沒有安全網，一旦遇上「經濟衰退」，即民不聊生，悲慘萬狀，就像香港要排隊跳樓燒炭自了殘生那樣，而在傳統中國社會，則動輒要「人相食」或「易子而食」。這種種在北歐福利國家是絕不可能發生的。像中國大陸不少美少女為了給兄弟姊妹〈特別是男丁〉攻讀大學而賣淫的事，或像香港在最繁榮時候也要有幾千人居於籠屋的事，在北歐福利國家最窮、最「經濟衰退」的時候也絕不會發生那怕只是一宗的。老實說，非福利國家即使在所謂經濟繁榮時，除了一些豪強巨富之外，國民的平均福祉也不可能比「經濟衰退」時的福利國家優勝，由於工作條件苛刻，許多即使有幸受僱的人其實只是「奴工」而不是勞工。
反對福利社會的人又說，人的報酬必須與其對社會的貢獻成比例。如其是這樣，敢問甚麼叫做「頁獻」呢？以蒙騙消費者、以內幕交易、以官商勾結，以糟蹋生態環境、以指鹿為馬、以扶助獨裁政權、以擁護偽選舉等等而致富者是否對社會有「貢獻」呢？若一定要把報酬與貢獻掛鉤，我們要給愛因斯坦、貝多芬、梵谷、喬治．歐威爾等巨人多少報酬才夠呢？然而他們並不富有，甚至相當潦倒。又如乳牛一天生產近三十公升牛奶，蜜蜂為人類的農作物授粉，其貢獻比起無數飽食終日，以整人害人為樂的人類都大得多，那麼這些動物又該得到怎樣的報酬呢？說到底，當人類自認已進化到離開了森林、不需要天天憂慮被獅子吃掉之後，人道主義就是終極真諦所在。否則，森林裡的野獸世界不是更具自由競爭的精神麼？這也是香港多次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這種森林式經濟體系現在已絕不可能出現於民主國家，只可能在人類文明的停屍間-----即獨裁政體-----中找到。
基督新教關鍵所在
似乎許多華人總是深信，人有濫用福利的天性，在香港，連身為中國共產黨代理人的政棍也公然以「綜援養懶人」為由而力主削減原已不多的福利救濟！但何以在全球福利之最的北歐國家反而遠沒有那麼多對濫用福利的指控！而何以福利也沒有被濫用到拖垮整個制度的地步？在挪威這裡，人們沒有為了一年的全薪產假，和每月五千多〈港元〉的兒童津貼而像母豬一樣的生育，倒是在移民社區中，特別是伊斯蘭社區中生育率較高，據聞在奧斯陸一伊斯蘭家庭生了十六個孩子。儘管監獄的居住服務條件一流〈而一般量刑也極輕〉，也從沒有聽過挪威人樂意入住，現在倒是給樂不思蜀的外國人住滿了，但為了保持優質的監獄居住環境，現在連坐牢也要輪候逾年。那麼，篤信嚴刑峻法的中國人必以為挪威會變成罪惡城了，但事實居然是，挪威的犯罪率，就如其他量刑也輕並對罪犯極人道的北歐國家那樣，都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
到底是甚麼力量讓最講福利的北歐人那樣自律、自尊？是甚麼力量讓他們願意把自己太多的財富拿出來，跟較窮的人分享，讓強者弱者都能活得有尊嚴，活著有意思。這是值得我們這些來自假大空《編註：「假大空」是指文革浩劫結束後，中國民間社會對 1949 年以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階層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多年以來，禍國殃民的種種浮誇、虛飾的「極左」政策措施和言行作法的一種通俗表述。》文明的人深切反思的。越來越多人相信基督新教的倫理是關鍵所在，這也是經濟學家所不懂的。原載於2007年6月《開放雜誌》
摘錄自：《中國比小說更離奇》----小政府禍患無窮 撰文．鍾祖康
香港政府日夜吹噓的「大市場、小政府」的本質就是這樣。
中國文化崇尚自生自滅
香港和中國這兩個傳統華人社會的一個驚人相似之處是，都對所謂「福利社會」極其敵視，絕大多數人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大都認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也大都認為富豪盡情享受是天經地義的事。香港不少巨富如胡應湘、吳光正等更公開表示繳稅較多的人應有較大的政治權力( 如投票權 )！更加恐怖的是，當其他文明國家都已一律毫無保留的把貧窮視為必須予以根除之惡時，許多中國人甚至把貧窮樞歌為推動個人奮發向上的原動力，視貧窮-----那怕是赤貧-----為人生難得的磨鍊，其原理跟傳統中國人篤信的甚麼「棒下出孝兒」、「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等相近。至於中國人說的「奮發向上」，所指也甚為狹隘，基本上只是指專心謀財而言。只要得到適當酬金，絕大部份人並不介意一輩子做極其無聊或無恥的事。謀財以外的活兒，叫不務正業，這樣的人叫做不潔身自愛。
《二十四孝》中的郭巨為了把不足的食物留給娘親而把兒子活埋，本來就是一個對「冷血社會」、「反福利社會」一個極大的控訴，但中國人卻只是一味褒揚郭巨的孝心，而沒有反思和追究一個所謂文明社會為甚麼會迫到父母要把子女活埋，為甚麼政府、宗教組織或其他非政府的救濟組織會見死不救？難道孟子說的「無側隱之心，非人也！」，也像其他絕大部份的儒家寶訓那樣，都是紙上文章？又難道這個堂堂「禮義之邦」沒有洋人聖經上說的「好鄰居」概念？同樣，儘管香港發生了一宗又一宗，因每週七天每天工作近二十小時，而最終以過勞死暴斃或過度勞累發生工業意外致死慘劇，但傳媒幾乎每一次都只是一味褒揚死者是為養家而犧牲的「好爸爸」或「好媽媽」，鮮會追究何以一個有那麼多百億千億(港元)巨富的社會會有那麼多人隨時要天天工作十五或二十小時也不能餬口，會有那麼多人被迫走上絕路。請看：「求養活妻女日獱客貨車十八小時《編註:廣東話，「獱客貨車」意指開客貨車。》-----辛勞好爸爸猝死炒車《編註:廣東話，「炒車」意指撞車。》」、「日做十六小時假期不休息-----好爸爸遭三噸工字鐵壓死」、「日做十九鐘養五女兒-----好母親推到死」....這分明就是變態冷血社會之下逆來順受並縱容奴隸主的奴才，難道是值得推崇的「好爸爸」或「好媽媽」榜樣麼？這跟傳統中國人只顧褒揚《二十四孝》的做法何其相似乃爾，也如魯迅訓斥中國人那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
加上在一些極端自由派經濟學者如佛利民、張五常等長期串鈴叫賣下，今不少本身文化已經敵視「福利社會」的中國人更加振振有詞的反對福利，也更加以為世界上的文明國家就是奉行這樣的極端自由派經濟理論，以為福利社會就必如這些極端自由派經學者(或學棍)所說的那樣恐怖。但有趣的是，就如絕大部份獨裁主義信徒如要移民都會選擇民主自由國家那樣，這些在言論上對「福利社會」咬牙切齒的極端自由派經濟學者卻又絕大部份選擇在「福利社會」定居。這種言行嚴重脫鉤的現象，就已相當有力的說明了這些理論家有多相信自已的理論。
福利社會有利於經濟增長
那麼，福利社會，或者說，由此伴隨而來的大政府，是否那樣如極端自由派經濟學者或一般中國人相信的那樣為禍人間、破壞經濟發展呢？政府是否如他們所想的是越小越好呢？這個超級大問題，雖然我們也多少可憑常識和個人觀察而心中有數，但以嚴謹學術的力法予以分析論證，並令各方為之歎服的研究直到近年才出現。那就是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 Peter Lindert 於二零零四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大冊巨著 Growing Public：Social S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Lindert教授其中一個要回答，而且也很漂亮的回答了的重要問題是：究竟福利國家是否如某些經濟學者〈特別是極端自由派經濟學者〉所聲稱的那樣，會危害經濟發展？結果，Lindert 教授巨細靡遺的精研了歐洲及美洲多個國家三百年來無數經濟發展數據，發現福利國家中所作的福利，或用以改善貧富懸殊的所謂財富再分配，其國民成本淨額〈 net national costs 〉基本上是零〈essentially zero〉！也就是說，所謂「免費午餐」本身的確是免費的。研究並發現，社會性開支〈即包括救濟、公共健康開支、服務補貼及教育公共開支等〉增長最快的民主國家，並沒有如極端自由派經濟學者所危言聳聽的那樣，會飽受收入下降的煎熬，而是恰恰相反，通常都有較高的和迅速增長的人均收入，研究結論是龐大的社會性開支是有利於，而不是阻礙了經濟增長！Lindert 教授說，「一些經濟學者把福利國家的成本誇張得太離譜了。」
按照 Lindert 教授的發現，我們就更能明白為甚麼北歐民主國家最講福利，也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發展傲視全球。Lindert 教授成功的讓人更看清楚大政府的優越之處，並駁斥了一些不學無術的同行，惟始終主要從其經濟學本行的角度立論。但「反福利社會主義」，或所謂「小政府」的害處，並不僅僅是妨礙了經濟發展，更對社會的其他許多發展禍患無窮。
小政府催生病態大家庭
小政府的第一大害處就是催生病態大家庭。政府任由民眾自生自滅，民眾自然不得不長期投向朋友，特別是家人親戚之間求助。這令家人或朋友之間的關係趨於功利化，較難有在福利社會下洋人之間的君子之交。而家人之間不得不互相倚賴接濟，甚至是養兒防老，也很容易令人為了得到親人的打救或長期照顧，而不惜放棄個人思想或性格之獨立，而有能力接濟家人的成員縱然可以盛氣凌人於一時，但也往往因要承受令人難以承受的財政負擔而提前衰歇。這樣被小政府迫出來的、金錢瓜葛長期互相糾纏不清的大家庭不僅往往於個人身體有害，而且是訓練低眉順眼小奴才的溫床。因此，中國人的小政府社會很容易迫出「孝」來，並將之提升到病態的地步，每一代人若不能再自食其力，就由家裡的下一代人照顧，儘管年輕一代往往連自已也無法養活。不負責任、敵視福利社會甚至社會保險概念的中國人政府很快就領略到「孝」之妙用無窮。
統治者由此得而把照顧民眾、為民眾尊嚴生活作規劃的責任，統統借「孝」這個道德指令推到每個家庭身上，好讓統治者自己有錢盡情揮霍，和領取比一般民眾高出幾十倍的薪金，「依法掠奪」。
在小政府下，家人之間的接濟和異常艱辛的養育，常令受者感到「恩重如山」，並會誘發在華人社會中常見的「有私無公」、「有家無國」的反社會行為，反使人人為己自私自利，對自己國家沒有歸屬感，而漸次失去向心力，這股離心力則被視為「反動派」，離心力小的時候還可用暴力等等粗暴的鎮壓下來，但長此下去只會相繼循環，終會有一發不可拾一天；相反，國民若主要從政府而不是家人得到救濟，不但無須低眉順眼，而且保有尊嚴，也無須擔憂被終止援助而出賣靈魂，而受惠者如要感恩圖報，對象也不是狹隘的家人，而是國家，這才是培養愛國心的健康途徑。
中國統治者反福利社會和迷信小政府，任由民眾自生自滅，也是中國的黑社會社團驚人發達的一大主因。當無拳無勇的民眾投靠無門時，投靠黑社會也並非難以理解的事。甚至共產黨在中國之興起，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拜中國統治者任由國民自生自滅，以致國民病急亂投醫所賜。
小政府另一個缺點是，每個人不論是否擅於理財，也要做自己的金融師。首先，這會令國民因孜孜於斂財掠富而氣質趨於庸俗，並因而浪費大量時間而荒廢其他許多非常重要的事。也許有人認為這會有助於鍛鍊個人的鑽營之道，甚至有人建議這種理財能力應從孩提時代就開始培訓，但正如以上所說，這做法是害大於利。
在這種人人要做自己的金融師的社會結構裡，常見的結果是，不少人在憂慮淪落街頭或老無所依的恐慌下過度而囤積財富，但更多人是因理財不善而落得一窮二白，潦倒半生，甚至一世。所以，這方面的理財工程最好還是儘量由政府的專業人員統理。
「經濟衰退」的不同含義
雖然有人一度以瑞典從一九七零年代中至一九九零年代中經濟衰退為例而揚言福利國家已死，但瑞典到一九九零年代中起已慢慢全面復原過來，也讓人見識到福利社會的巨大復原能力。而且，許多人不知道福利國家的「經濟衰退」跟非福利國家的「經濟衰退」是完全兩碼子事。北歐福利國家即使遇上「經濟衰退」，由於全國國民都獲納入安全網，生活水平仍是相當高的，只是遜於他們自己原來的生活水平，但比起非福利國家而言還是明顯優勝的。而非福利國家由於沒有安全網，一旦遇上「經濟衰退」，即民不聊生，悲慘萬狀，就像香港要排隊跳樓燒炭自了殘生那樣，而在傳統中國社會，則動輒要「人相食」或「易子而食」。這種種在北歐福利國家是絕不可能發生的。像中國大陸不少美少女為了給兄弟姊妹〈特別是男丁〉攻讀大學而賣淫的事，或像香港在最繁榮時候也要有幾千人居於籠屋的事，在北歐福利國家最窮、最「經濟衰退」的時候也絕不會發生那怕只是一宗的。老實說，非福利國家即使在所謂經濟繁榮時，除了一些豪強巨富之外，國民的平均福祉也不可能比「經濟衰退」時的福利國家優勝，由於工作條件苛刻，許多即使有幸受僱的人其實只是「奴工」而不是勞工。
反對福利社會的人又說，人的報酬必須與其對社會的貢獻成比例。如其是這樣，敢問甚麼叫做「頁獻」呢？以蒙騙消費者、以內幕交易、以官商勾結，以糟蹋生態環境、以指鹿為馬、以扶助獨裁政權、以擁護偽選舉等等而致富者是否對社會有「貢獻」呢？若一定要把報酬與貢獻掛鉤，我們要給愛因斯坦、貝多芬、梵谷、喬治．歐威爾等巨人多少報酬才夠呢？然而他們並不富有，甚至相當潦倒。又如乳牛一天生產近三十公升牛奶，蜜蜂為人類的農作物授粉，其貢獻比起無數飽食終日，以整人害人為樂的人類都大得多，那麼這些動物又該得到怎樣的報酬呢？說到底，當人類自認已進化到離開了森林、不需要天天憂慮被獅子吃掉之後，人道主義就是終極真諦所在。否則，森林裡的野獸世界不是更具自由競爭的精神麼？這也是香港多次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這種森林式經濟體系現在已絕不可能出現於民主國家，只可能在人類文明的停屍間-----即獨裁政體-----中找到。
基督新教關鍵所在
似乎許多華人總是深信，人有濫用福利的天性，在香港，連身為中國共產黨代理人的政棍也公然以「綜援養懶人」為由而力主削減原已不多的福利救濟！但何以在全球福利之最的北歐國家反而遠沒有那麼多對濫用福利的指控！而何以福利也沒有被濫用到拖垮整個制度的地步？在挪威這裡，人們沒有為了一年的全薪產假，和每月五千多〈港元〉的兒童津貼而像母豬一樣的生育，倒是在移民社區中，特別是伊斯蘭社區中生育率較高，據聞在奧斯陸一伊斯蘭家庭生了十六個孩子。儘管監獄的居住服務條件一流〈而一般量刑也極輕〉，也從沒有聽過挪威人樂意入住，現在倒是給樂不思蜀的外國人住滿了，但為了保持優質的監獄居住環境，現在連坐牢也要輪候逾年。那麼，篤信嚴刑峻法的中國人必以為挪威會變成罪惡城了，但事實居然是，挪威的犯罪率，就如其他量刑也輕並對罪犯極人道的北歐國家那樣，都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
到底是甚麼力量讓最講福利的北歐人那樣自律、自尊？是甚麼力量讓他們願意把自己太多的財富拿出來，跟較窮的人分享，讓強者弱者都能活得有尊嚴，活著有意思。這是值得我們這些來自假大空《編註：「假大空」是指文革浩劫結束後，中國民間社會對 1949 年以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階層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多年以來，禍國殃民的種種浮誇、虛飾的「極左」政策措施和言行作法的一種通俗表述。》文明的人深切反思的。越來越多人相信基督新教的倫理是關鍵所在，這也是經濟學家所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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