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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種族歧視的自侮根源32. 《跋》「黃禍」 確是發生了
在北歐的天涯海角，夜闌人靜，我展讀一篇一篇絕大部份曾刊登在《開放》的舊文，回望我多年來的心路，我看到一個中國的逆子，朝著荒野宣講一些簡單而真確得 令人懷疑的道理，反反覆覆，新瓶舊酒。我要把一些雖然寫得很好卻已因時局變化而變得過時的文章割愛，也把一些事後看來錯得貽笑大方的評論抽掉。令我安慰的是，大部份的文章依然經得起時間考驗。其實，許多我指出的問題，一百年前在中國就是這樣，而按照我對中國的認識，一千年前的中國相信也是這樣，這樣的文章 是很難過時的。中國的精神文明氣質始終沒有大變，所以我們今天讀魯迅的作品，一點也不覺其過時。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孫隆基教授在推薦序裡說：『目前中國已進入「大國崛起」階段，國勢日盛，「國民性批判」似乎變得不合時宜。正因如此，鍾祖康這部《來生不做中國人》更顯其難能可貴，它並不分享中國崛起的歡欣症，卻針對中國人難移之本性。』並說，這是『大國崛起聲中的鴉噪』。的確，我並沒有像無數中國人那樣，感染中國崛起的歡欣症。因為中國崛起的過程極不健全，極不公義，也極不環保，這是對求真求善，尚有一絲執著的人所不難體會。而且中國這樣行惡，也不是非如此不可的。當中許多是自作孽，是刻意有正路不走，而要走邪學歪。中國統治者從過去到今天，都沒有為後代走出一條腳踏實地的正路來。
「為求富貴無所不為」
中國目前的文化，是徹頭徹尾的 「為求富貴無所不為」〈get-rich-at-any-cost〉文化。不管有多少人認為中國這樣就會好起來了，但我依然深信中國這樣是走邪門，最終並不能提昇中國人的精神文明水平，甚至連物質生活水平，也只能在一小撮「人民」裡面有實質提昇，就如歷史學家李弘祺教授說的：『像這樣的〈中共的〉政治經濟體系，在中國運行已經二、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為原則，也不以之為理想。它的運作，一言以蔽之，就是為維護統治機關.....中國這樣的體制一樣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繼續累積，直到它垮掉為止，然後朝代循環，一切從新開始.....』〈見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序言〉
一個民族裡面若有小部份人不腳踏實地是可以的，但要是整個民族，或當中大部份人都不腳踏實地，不拿出誠意和一點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來正視人生，而只一味以強凌弱收拾弱者，或虛應故事，或萬般狡辯，則這樣的民族，從常理推之，從人類歷史觀之，不可能有光明前途。所有的璀燦和繁華，都是一將功成，都是過眼雲煙，並不值得稀罕。
而我現在發出的鴉噪，不少有識之士也早已發過，如我以前提過的德國傳教士花之安 ( Ernst Faber 1839-1899 ) 在其用中文寫的《自西徂東》就說：「中國人亦有明白而警悟.....勤勉而學西國之學者，但學問失其要，徒得西學之皮毛，而不得西學精深之理，雖學亦無甚益耳.....此無根本之學，亦猶寄生之樹之暫時好看，日久必害其樹.....中國欲求西國之美好者，須知其從根本而出.....」並特此聲明 「多直言不諱」，「絕無浮談」，以「警醒中國之人」。洋人用中文寫書，多艱難啊！但還是要拚一口氣把絕大部份中國人都有理解困難的顯淺道理吐出來，這種良心，令我非常感動。「學問失其要，徒得西學之皮毛」這幾個字就已道盡中國之國病所在，但傲慢的中國人卻把這些逆耳忠言當作耳邊風。
正如中國著名學者李慎之說，「一部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思想史怎麼樣也脫不了專制主義統治一切的模式.....如魯迅所說：『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裏似的，無不失了顏色。』『民主』一辭，明明是外來的，到了中國，便成了『為民作主』；『法治』一辭在今天的中國，也明明是 Rule of Law 的翻譯，但是沒過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國』，變成 Rule by Law 了。中國的意識形態的惰性或曰慣性簡直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見《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 這就是因為 「學問失其要」。不但「民主」、「法治」、「解放」、「政黨」、「選舉」等等在中國全走了樣，共產主義到了中國也全走了樣，資本主義到了中國也全走了樣。 基本規律是，去青華而取糟粕！變神奇為腐朽！聽起來似是危言聳聽，但深諳中國者就會明白。這也是因為「學問失其要」。
中國政府借聯合國掩護國企
在花之安向中國人當頭棒喝 「學問失其要」的一百二十年後，中國在五癆七傷、沉痾久病不醫、百毒俱全的條件下，硬是不信邪，硬是要崛起來了。那會是怎樣的一副德性呢？
歐洲投資銀行 (EIB)總裁梅斯達德 (Philippe Maystadt 1948- )早前就說「中國的銀行具競爭力是顯而易見的，它們都不用考慮社會或人權狀況。」他說憂慮歐洲投資銀行在亞洲和非洲等落後地方都不是中國銀行的對手。
今年年初聯合國要通過決議，敦促緬甸釋放政治犯和推行民主政治，中國卻為了讓中國「國企」成功爭奪到緬甸的天然氣、原油開採等多國覬覦的肥肉，把其他與之競爭的本身也不太重人權的亞洲國家擊退，而利用其在聯合國安理會永久理事國的議席否決決議，理由竟然是，緬甸的局勢「並不危及國際和平」。這無疑把中國人 「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傳統德性又推向了新的高峰。這就是五千年文明的風姿，八榮八恥的道德新貌。
在蘇丹，中國也重複著同一類模式的勾當，由中國政府利用其在聯合國安理會的特權跟蘇丹的中國國企裡應外合。當所有的西方文明國家的能源公司都在壓力下撤離了，卻只有中國可以完全不理國際壓力，不但雷打不動，還不聲不響的把西方能源公司撤離時要脫手的生意統統接過來，實踐江澤民提倡的「悶聲發大財」。
曾駐尼日利亞和南非的美國大使普林斯頓．萊曼 ( Princeton Lyman，1935- )早已把中國人這一切的小權謀看在眼裡，他的分析坦白得令人心寒：「中國對非洲最具吸引力之處是能夠提供免遭國際制裁的政治保護，而對於非洲國家的投資和援助不設諸如政府管理、財政監督等政治條件。這些都是在非洲的西方國家公司所不能比的.....中國向蘇丹提供的便是『全包裹協議( complete package )』，包括資金、技術援助，以及在聯合國安理會這樣的國際機構中所具有的影響。」
所以，嚴格而言，把中國國企上市，本身就是一個涉及萬億美元、全球規模最大的黑錢清洗活動。而事實上，世界上也確實有些公司因為被指清洗黑錢而被一些國家的證券交易所拒絕上市申請。但由於中國國勢日盛，而且中國人有仇必報，和在道德上毫無制約並願意花錢，至今還沒有聽過有哪個國家的股票交易所，敢拒絕中國國企的上市申請，而美國維珍尼亞州眾議員 Frank R．Wolf 自 2001 年起就要求美國紐約交易所把在蘇丹大賺黑心錢的中石油除牌，也至今沒大進展。
每天三百多人死於工業意外
也由於中國的競爭力主要建基對人權的踐踏，不理勞工 (和消費者)的死活，中國目前每天因工業意外死亡的就有三百多人。這是因為，不理會生產安全可以大大減低成本。而每死或每傷一個勞工所造成的賠償 (如有的話)或開支，在中國是低得可以不理，也如花之安說的，「(中國人)視物為重，視人為輕.....緣其利欲薰心，故倒行逆施至如此耳.....。」
雖然我基本同意魯迅說的，「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但中國這樣藉著不顧生產安全以提高競爭力，最終也會連別國不是愚弱的國民由於無法與之競爭或使用中國劣貨而要陪葬。
針對中國每天三百多人死於工業意外的驚世紀錄，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就說：「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不僅有後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國外安全生產先進技術和成熟經驗；同時還具有特殊的制度優勢、政治優勢。無所作為的思想是不對的。只要我們堅持和依靠黨的領導，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思路對頭，真抓實幹，就可能遏制住重特大事故多發勢頭，縮短西方國家普遍經歷的安全週期。用幾年、十幾年的時間，走過西方國家幾十年走過的路.....」。但西方國家在提昇勞工權益的歷史中，其動力來源主要不是技術提昇，而是普遍自由並日趨民主的政治環境，以及為民眾奠下了道德倫理底線的宗教自由，這兩樣最重要的提昇勞工權益的寶器在中國都是一片空白。在中國，政冶虐殺和道德淪喪都是不設下限，沒有底線的。德國的共產運動，迫使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 ) 改善勞工權益，從而使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包括社會保險等等勞工立法的國家，俾斯麥並稱此社會改革為「實用基督教」( angewandtes Christentum)。但中國的共產運動則只帶來了對共產黨的捕殺和最終由流氓治國的共產黨統治。中國的精神文明一窮二白，中國憑甚麼拿自己「與西方國家相比」？憑甚麼說「用幾年、十幾年的時間，走過西方國家幾十年走過的路.....」？這是怎樣定出來的？難怪中國國父孫中山說：「隨地吐痰與任意放屁是中國人的兩大毛病。」按理，中國要花上西方所用時間的十倍才對〈但按照中國「國情」我根本就懷疑中國永遠也做不到西方已經做到的〉。奇怪中共在政治民主化議題上總是毫無必要的強調「循序漸進」，但在表面上與政治無關的議題上卻要「超英趕美」。
中國落後不是純技術的問題
中國人堅決相信西方的技術優勢只是一個純技術的問題，無法想像這與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有關，甚至不相信這與西方的文化或宗教或倫理道德基礎有關。對於洋人對待宗教信仰的嚴肅和巨大投資，中國人感到難以理解，並每予嘲笑。今天，西方國家為甚麼會「自找麻煩」，花那麼多錢接收並呵護被中國政府或中國人迫害的中國人；為甚麼加拿大政府要為賴昌星這個跟加拿大毫不相干的外國人勞師動眾，甚至因而得罪中共導致龐大的貿易損失；為甚麼美國、澳洲等洋人國家會花那麼多錢為違反中國「一孩政策」的中國婦女提供政治庇護；為甚麼美國國會要下令只是遵守中國法律的雅虎老闆上聽證會接受盤問和訓話，對於這些，一般中國人是難以理解的，只覺得洋人多管閒事，這是因為，說得難聽一點，絕大部份中國人的文明未必比猴子的高出多少，並未發展到人道主義的高度，夏蟲不可語冰。這個文明層次的鴻溝，本來是自命文明優越過人的中國人的極大悲哀，但絕大部份中國人並不感受得到。
中國人覺得，有逾百分之十的年增長率，有上海的高樓和磁浮列車、有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可以送人上天，又是奧運金牌大國，甚至還將舉辦奧運，就是中國人文明的證據？
有些用心善良的人為中國辯護說，根據心理學的理論，中國人衣食足就會知榮辱，會文明起來的。但請看看那些衣食甚足的中國大款和中國領導人是怎樣的一副嘴 臉，有沒有羞恥之心？又或那些雖不能如大款和中國領導人那樣呼風喚雨，但已屬人上之人的中國運動員怎樣以其囂張和野蠻震撼國際。原來在中國，一旦有羞恥之 心，即使不被投進黑牢，也很難「先富起來」，在中國，因果關係是如此。
一般中國人只會覺得，只要扳回純技術和純物質的落後形勢，中國人就會好起來。所以，許多中國人會對中國先後超越日、美成為全球第二大出口國而自豪，也常常洋洋自得的說甚麼福建 GDP，或廣東 GDP 可望超過台灣，他們並不會理會中國人為製造這些出口產值和 GDP 糟蹋了多少自然資源、付上了多少血肉、生命、尊嚴和自由，他們在比較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優劣時，看來並不把這些因素計算在內。
同理，絕大部份中國人〈包括海內外的中國教授或識字份子〉，看來也不覺得中國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之匱乏，會怎樣摧殘中國文學作品的品質。他們會覺得，中國即使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也不會影響中國人的文學創作表現，因此他們大都覺得諾貝爾文學獎專門跟中國作對，而不肯相信自家作品，大都只是奴才寫給奴才看的奴才習作。
又如最近香港政府說香港的學校將不再可以用廣東話上課教中文課了，而是要用普通話來教，所以將從中國大陸大量輸入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中文科教師。在此姑且不論何以有五千萬人口說的廣東話〈操挪威語者只有四百多萬，操冰島語者只有三十萬〉也必須臣服於大一統政治而不獲准提昇廣東話的書寫潛力，但至今連以華人為主的、飯碗已岌岌可危的香港教育界反擊時也沒有能力提出一個極重要的論點，那就是教授語文〈或中文〉，本身並不可以單單考慮語言本身，也要考慮講話人本身 的文明水平，和對普世價值的認同程度。由來自中國大陸奴隸所的正牌奴才給原已相當奴性的香港人做中文老師，後果堪虞。就像一些中共領導或所謂中共知識界人物雖然普通話是字正腔圓了，但說出來的都不是人話。要是真的要輸入普通話教師，也應從文明水平較高的台灣輸入吧。
中國人就是不明白，既然中國在雅典奧運也能以 32 金僅次於美國的 35 金，為甚麼諾貝爾獎的成績這樣寒酸？
歐盟的成立，把歐洲的平均文明水平拉高了。中國的崛起，卻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這就是兩者的最大分別。我一直擔心的「黃禍」確是發生了。〈原載於2007年12月《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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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孫隆基教授在推薦序裡說：『目前中國已進入「大國崛起」階段，國勢日盛，「國民性批判」似乎變得不合時宜。正因如此，鍾祖康這部《來生不做中國人》更顯其難能可貴，它並不分享中國崛起的歡欣症，卻針對中國人難移之本性。』並說，這是『大國崛起聲中的鴉噪』。的確，我並沒有像無數中國人那樣，感染中國崛起的歡欣症。因為中國崛起的過程極不健全，極不公義，也極不環保，這是對求真求善，尚有一絲執著的人所不難體會。而且中國這樣行惡，也不是非如此不可的。當中許多是自作孽，是刻意有正路不走，而要走邪學歪。中國統治者從過去到今天，都沒有為後代走出一條腳踏實地的正路來。
「為求富貴無所不為」
中國目前的文化，是徹頭徹尾的 「為求富貴無所不為」〈get-rich-at-any-cost〉文化。不管有多少人認為中國這樣就會好起來了，但我依然深信中國這樣是走邪門，最終並不能提昇中國人的精神文明水平，甚至連物質生活水平，也只能在一小撮「人民」裡面有實質提昇，就如歷史學家李弘祺教授說的：『像這樣的〈中共的〉政治經濟體系，在中國運行已經二、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為原則，也不以之為理想。它的運作，一言以蔽之，就是為維護統治機關.....中國這樣的體制一樣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繼續累積，直到它垮掉為止，然後朝代循環，一切從新開始.....』
而我現在發出的鴉噪，不少有識之士也早已發過，如我以前提過的德國傳教士花之安 ( Ernst Faber 1839-1899 ) 在其用中文寫的《自西徂東》就說：「中國人亦有明白而警悟.....勤勉而學西國之學者，但學問失其要，徒得西學之皮毛，而不得西學精深之理，雖學亦無甚益耳.....此無根本之學，亦猶寄生之樹之暫時好看，日久必害其樹.....中國欲求西國之美好者，須知其從根本而出.....」並特此聲明 「多直言不諱」，「絕無浮談」，以「警醒中國之人」。洋人用中文寫書，多艱難啊！但還是要拚一口氣把絕大部份中國人都有理解困難的顯淺道理吐出來，這種良心，令我非常感動。「學問失其要，徒得西學之皮毛」這幾個字就已道盡中國之國病所在，但傲慢的中國人卻把這些逆耳忠言當作耳邊風。
正如中國著名學者李慎之說，「一部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思想史怎麼樣也脫不了專制主義統治一切的模式.....如魯迅所說：『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裏似的，無不失了顏色。』『民主』一辭，明明是外來的，到了中國，便成了『為民作主』；『法治』一辭在今天的中國，也明明是 Rule of Law 的翻譯，但是沒過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國』，變成 Rule by Law 了。中國的意識形態的惰性或曰慣性簡直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見《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 這就是因為 「學問失其要」。不但「民主」、「法治」、「解放」、「政黨」、「選舉」等等在中國全走了樣，共產主義到了中國也全走了樣，資本主義到了中國也全走了樣。 基本規律是，去青華而取糟粕！變神奇為腐朽！聽起來似是危言聳聽，但深諳中國者就會明白。這也是因為「學問失其要」。
中國政府借聯合國掩護國企
在花之安向中國人當頭棒喝 「學問失其要」的一百二十年後，中國在五癆七傷、沉痾久病不醫、百毒俱全的條件下，硬是不信邪，硬是要崛起來了。那會是怎樣的一副德性呢？
歐洲投資銀行 (EIB)總裁梅斯達德 (Philippe Maystadt 1948- )早前就說「中國的銀行具競爭力是顯而易見的，它們都不用考慮社會或人權狀況。」他說憂慮歐洲投資銀行在亞洲和非洲等落後地方都不是中國銀行的對手。
今年年初聯合國要通過決議，敦促緬甸釋放政治犯和推行民主政治，中國卻為了讓中國「國企」成功爭奪到緬甸的天然氣、原油開採等多國覬覦的肥肉，把其他與之競爭的本身也不太重人權的亞洲國家擊退，而利用其在聯合國安理會永久理事國的議席否決決議，理由竟然是，緬甸的局勢「並不危及國際和平」。這無疑把中國人 「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傳統德性又推向了新的高峰。這就是五千年文明的風姿，八榮八恥的道德新貌。
在蘇丹，中國也重複著同一類模式的勾當，由中國政府利用其在聯合國安理會的特權跟蘇丹的中國國企裡應外合。當所有的西方文明國家的能源公司都在壓力下撤離了，卻只有中國可以完全不理國際壓力，不但雷打不動，還不聲不響的把西方能源公司撤離時要脫手的生意統統接過來，實踐江澤民提倡的「悶聲發大財」。
曾駐尼日利亞和南非的美國大使普林斯頓．萊曼 ( Princeton Lyman，1935- )早已把中國人這一切的小權謀看在眼裡，他的分析坦白得令人心寒：「中國對非洲最具吸引力之處是能夠提供免遭國際制裁的政治保護，而對於非洲國家的投資和援助不設諸如政府管理、財政監督等政治條件。這些都是在非洲的西方國家公司所不能比的.....中國向蘇丹提供的便是『全包裹協議( complete package )』，包括資金、技術援助，以及在聯合國安理會這樣的國際機構中所具有的影響。」
所以，嚴格而言，把中國國企上市，本身就是一個涉及萬億美元、全球規模最大的黑錢清洗活動。而事實上，世界上也確實有些公司因為被指清洗黑錢而被一些國家的證券交易所拒絕上市申請。但由於中國國勢日盛，而且中國人有仇必報，和在道德上毫無制約並願意花錢，至今還沒有聽過有哪個國家的股票交易所，敢拒絕中國國企的上市申請，而美國維珍尼亞州眾議員 Frank R．Wolf 自 2001 年起就要求美國紐約交易所把在蘇丹大賺黑心錢的中石油除牌，也至今沒大進展。
每天三百多人死於工業意外
也由於中國的競爭力主要建基對人權的踐踏，不理勞工 (和消費者)的死活，中國目前每天因工業意外死亡的就有三百多人。這是因為，不理會生產安全可以大大減低成本。而每死或每傷一個勞工所造成的賠償 (如有的話)或開支，在中國是低得可以不理，也如花之安說的，「(中國人)視物為重，視人為輕.....緣其利欲薰心，故倒行逆施至如此耳.....。」
雖然我基本同意魯迅說的，「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但中國這樣藉著不顧生產安全以提高競爭力，最終也會連別國不是愚弱的國民由於無法與之競爭或使用中國劣貨而要陪葬。
針對中國每天三百多人死於工業意外的驚世紀錄，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就說：「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們不僅有後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國外安全生產先進技術和成熟經驗；同時還具有特殊的制度優勢、政治優勢。無所作為的思想是不對的。只要我們堅持和依靠黨的領導，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思路對頭，真抓實幹，就可能遏制住重特大事故多發勢頭，縮短西方國家普遍經歷的安全週期。用幾年、十幾年的時間，走過西方國家幾十年走過的路.....」。但西方國家在提昇勞工權益的歷史中，其動力來源主要不是技術提昇，而是普遍自由並日趨民主的政治環境，以及為民眾奠下了道德倫理底線的宗教自由，這兩樣最重要的提昇勞工權益的寶器在中國都是一片空白。在中國，政冶虐殺和道德淪喪都是不設下限，沒有底線的。德國的共產運動，迫使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 ) 改善勞工權益，從而使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包括社會保險等等勞工立法的國家，俾斯麥並稱此社會改革為「實用基督教」( angewandtes Christentum)。但中國的共產運動則只帶來了對共產黨的捕殺和最終由流氓治國的共產黨統治。中國的精神文明一窮二白，中國憑甚麼拿自己「與西方國家相比」？憑甚麼說「用幾年、十幾年的時間，走過西方國家幾十年走過的路.....」？這是怎樣定出來的？難怪中國國父孫中山說：「隨地吐痰與任意放屁是中國人的兩大毛病。」按理，中國要花上西方所用時間的十倍才對〈但按照中國「國情」我根本就懷疑中國永遠也做不到西方已經做到的〉。奇怪中共在政治民主化議題上總是毫無必要的強調「循序漸進」，但在表面上與政治無關的議題上卻要「超英趕美」。
中國落後不是純技術的問題
中國人堅決相信西方的技術優勢只是一個純技術的問題，無法想像這與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有關，甚至不相信這與西方的文化或宗教或倫理道德基礎有關。對於洋人對待宗教信仰的嚴肅和巨大投資，中國人感到難以理解，並每予嘲笑。今天，西方國家為甚麼會「自找麻煩」，花那麼多錢接收並呵護被中國政府或中國人迫害的中國人；為甚麼加拿大政府要為賴昌星這個跟加拿大毫不相干的外國人勞師動眾，甚至因而得罪中共導致龐大的貿易損失；為甚麼美國、澳洲等洋人國家會花那麼多錢為違反中國「一孩政策」的中國婦女提供政治庇護；為甚麼美國國會要下令只是遵守中國法律的雅虎老闆上聽證會接受盤問和訓話，對於這些，一般中國人是難以理解的，只覺得洋人多管閒事，這是因為，說得難聽一點，絕大部份中國人的文明未必比猴子的高出多少，並未發展到人道主義的高度，夏蟲不可語冰。這個文明層次的鴻溝，本來是自命文明優越過人的中國人的極大悲哀，但絕大部份中國人並不感受得到。
中國人覺得，有逾百分之十的年增長率，有上海的高樓和磁浮列車、有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可以送人上天，又是奧運金牌大國，甚至還將舉辦奧運，就是中國人文明的證據？
有些用心善良的人為中國辯護說，根據心理學的理論，中國人衣食足就會知榮辱，會文明起來的。但請看看那些衣食甚足的中國大款和中國領導人是怎樣的一副嘴 臉，有沒有羞恥之心？又或那些雖不能如大款和中國領導人那樣呼風喚雨，但已屬人上之人的中國運動員怎樣以其囂張和野蠻震撼國際。原來在中國，一旦有羞恥之 心，即使不被投進黑牢，也很難「先富起來」，在中國，因果關係是如此。
一般中國人只會覺得，只要扳回純技術和純物質的落後形勢，中國人就會好起來。所以，許多中國人會對中國先後超越日、美成為全球第二大出口國而自豪，也常常洋洋自得的說甚麼福建 GDP，或廣東 GDP 可望超過台灣，他們並不會理會中國人為製造這些出口產值和 GDP 糟蹋了多少自然資源、付上了多少血肉、生命、尊嚴和自由，他們在比較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優劣時，看來並不把這些因素計算在內。
同理，絕大部份中國人〈包括海內外的中國教授或識字份子〉，看來也不覺得中國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之匱乏，會怎樣摧殘中國文學作品的品質。他們會覺得，中國即使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也不會影響中國人的文學創作表現，因此他們大都覺得諾貝爾文學獎專門跟中國作對，而不肯相信自家作品，大都只是奴才寫給奴才看的奴才習作。
又如最近香港政府說香港的學校將不再可以用廣東話上課教中文課了，而是要用普通話來教，所以將從中國大陸大量輸入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中文科教師。在此姑且不論何以有五千萬人口說的廣東話〈操挪威語者只有四百多萬，操冰島語者只有三十萬〉也必須臣服於大一統政治而不獲准提昇廣東話的書寫潛力，但至今連以華人為主的、飯碗已岌岌可危的香港教育界反擊時也沒有能力提出一個極重要的論點，那就是教授語文〈或中文〉，本身並不可以單單考慮語言本身，也要考慮講話人本身 的文明水平，和對普世價值的認同程度。由來自中國大陸奴隸所的正牌奴才給原已相當奴性的香港人做中文老師，後果堪虞。就像一些中共領導或所謂中共知識界人物雖然普通話是字正腔圓了，但說出來的都不是人話。要是真的要輸入普通話教師，也應從文明水平較高的台灣輸入吧。
中國人就是不明白，既然中國在雅典奧運也能以 32 金僅次於美國的 35 金，為甚麼諾貝爾獎的成績這樣寒酸？
歐盟的成立，把歐洲的平均文明水平拉高了。中國的崛起，卻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這就是兩者的最大分別。我一直擔心的「黃禍」確是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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