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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為甚麼中國人那樣蠢？
22. 為甚麼中國人那樣髒？
香港的 SARS 瘟疫 〈又稱中國肺炎或稱非典型肺炎〉在釀成近兩千人死傷後開始沉寂之際，香港特區官員也開始跳出來指揮了。當局基本上只將香港的SARS瘟疫歸因於一點，就是 環境太髒。對於《基本法》導致醫護人員薪酬過高、進而導致醫護設施不足、醫護人員過勞之類的政治問題，他們隻字未提；至於中國文化一貫賤視人命、迷戀面子 以及仇視資訊流通的普遍病態，眾高官更視若忌諱。特首董建華已經委任正正被指要為瘟疫爆發負責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擔任調查委員會的主席，實行自 己調查自己，董建華甚至著力聲明，這調查只會「對事不對人」，也就是說，不容許有人像台灣官員那樣要引咎辭職！以 「不准有人負責」來規限調查的性質，在中國狗官發展史上也好像聞所未聞。
在這重重禁忌和形式主義的框框下，政府除了可以說要認真清潔香港之外，實在很難有甚麼較為敏感的建議。
當局為此成立全城清潔策劃小組，由年薪 400 萬港元、福利逾 500 萬港元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統領，並將亂拋垃圾罰款 600 元倍增至 1,500元，再針對公屋居民實行垃圾罰款扣分制，被扣滿分得就要搬離公屋，被罰者的家人也得連坐受罰。
當局只是以清潔環境來預防SARS瘟疫，正如我一貫所說那樣，是片面的。但更糟糕的是，當局對香港環境骯髒的成因看來一無所知，估計清潔香港的大業落在曾蔭權手裡，最後也是如他處理香港經濟那樣落得個 「亂點鴛鴦譜」的收場。
「街道髒 、政治亦髒」
中國統治者只把中國人之髒視作病源，而不是病癥，是中國人至今仍然污穢不堪的主因。不了解中國人特髒的成因，不可能讓中國人清潔起來。
毫無疑問，中國人是夠髒的。經濟學者林格教授( Christopher Lingle，1948- )說，新加坡「街道清潔、政治骯髒」( clean streets and dirty politics)，五個字，就盡得新加坡的治國精神矣，但中國社會則肯定更不如，因為它是「街道髒、政治亦髒」。當年英國掠奪了香港之後就被香港華人的 骯髒習性折騰得很慘，從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初，香港瘟疫頻仍，英國人和英軍在香港死傷甚眾，當時在英國就出現了 "go to Hong Kong"〈「去香港」〉這句習語，意思就是叫人去死。職業風險太大，看來這也是香港的英國人公務員薪酬特高的原因之一。
為了遠離華人污穢的活動範圍和逃避瘟疫，香港的英國人絞盡腦汁，於 19 世紀下半葉開始開拓並進住海拔五百多米的山頂〈即今天著名的香港山頂〉，並立法禁止華人搬進來。這些措施，今天當然很多人會覺得是種族歧視，卻只有很少人 明白英國人這樣做有其保存性命的必要。若問，誰叫你英國人來侵佔香港呢？但從文明提昇的角度看，英國人其實就是香港人或中國人不請自來的文明導師，他們若 不能在香港留下來，損失最大的是中國和香港。百多年來英國管治香港的文獻顯示，英國人就曾很努力的改善香港華人的骯髒習性，但由於中國人已經停止獨立思考 逾兩千年，文化頑劣過人、每有披金揀沙、去精取粗、在寶山中撿破爛，化神奇為腐朽的特性，英國人的努力在這方面只能做到自保，未能令香港華人脫胎換骨。
為了攻破中國人特髒之謎，我曾就教於多位在世界多個地方呆過的洋人，問他們覺得哪個地方的人最髒，答案幾乎都是中國人。當中一位當教師的曾與他的香港學生 討論印度人髒還是中國人髒的問題，那教師說肯定是中國人更髒，令香港學生非常驚訝和不快，顯然這些香港學生都像一般香港人那樣，還是深陷於大中國情意結和 膚色歧視，深信印度人或者說是膚色深於中國人的必比中國人髒。
我又就教於每被香港華人歧視的菲傭朋友，她說最初來香港做菲傭時，跟香港人僱主一家人上酒樓飲茶，見身邊一位茶客的喉頭竟然咕嚕咕嚕片刻後吐出一口大痰到 地上，她大驚失色、噁心至極，無法進食，出於禮儀，向僱主訛稱肚飽，其後他僱主發現後解釋說這是香港的普遍現象，不必驚怪，莫說吐在地上，餐後將桌上空杯 當成痰罐的吐痰亦屬等閒。我的菲傭朋友自此開始領教博大精深的五千年中華文化。
中國人自古咳唾成風
的確，中國人古來對咳唾之事似不反感，甚而頗有雅興。中國人不但歌頌 「唾面自乾」為 「風範」、「涵養」，更有詩情畫意的：「李白才高，咳唾隨風生珠玉」、「咳吐成珠玉，何妨旁若無人」、「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咳唾隨風，無非珠 玉」、「偶然飛咳唾、珠玉滿天風」、「詩成咳唾筆如神」、「辭人咳唾皆成珠玉」、「咳吐成章」、「無限珠璣咳唾中」、「幸聞咳唾之音」、「錫以咳唾之 音」.....一大堆雅化咳唾的詞藻，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更有甚者，東晉時期〈公元 317 年-420年〉的貴族苻朗，每當口中有痰，皆命 「小兒」〈即侍從〉跪而張口，讓苻朗咳唾而出，苻朗稱此為「肉唾壺」，故事還收錄於對中國小孩影響至深的童蒙必讀書《幼學瓊林》！順便一提，像 「肉唾壺」這種充斥於中國歷史的駭人穢事，只有中國人或在中國文化中成長的人才會相信，你對外國人說，他們準會認為你是在醜化中國。
清末大臣李鴻章出訪時，就因把痰隨意吐在外國皇宮的名貴地氈上而聲名大噪，考證顯示他是有痰孟也不用。由此看來，比起苻朗和李鴻章，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中國 領導只用痰孟不用 「肉唾壺」，和沒有把痰吐在地氈上，無可否認已是不小的進步，儘管相對於文明世界還是有著令人極度不安的距離。這些在洋人看來彷彿是 「自古以來」、自出娘胎以來就沒有的惡習，中國人要花上一千多年才略見成果。所以，中國人說中國不斷 「進步」也是對的，但往往就是這個意思。
中國國父孫中山就會這樣記錄：
『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個美國船主談話，他說：「有一位中國公使前一次也坐這個船，在船上到處噴涕吐痰。就在這塊貴重的地氈上吐痰，真是可厭。」我便問他： 「你當時有什麼辦法呢？」他說：「我想不到辦法，就當著他的面，用我自己的絲巾，把地氈上的痰擦乾淨了。當我擦痰的時侯，他還是不經意的樣子。」中山先生 就說：「像那位公使在那樣貴重的地氈上都吐痰，普通中國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見中國人舉動缺乏自修的功夫……這種舉動，真是野蠻陋劣之極！而中國之 文人學子，亦常有此鄙陋行為，實在難解。」』〈詳見《民族主義》第六講〉
梁啟超在 《新大陸遊記》(1904年) 如此描述中國同胞：
『試集百數十以上之華人於一會場，雖極肅穆毋嘩，而必有四種聲音：最多者為咳嗽聲，為欠伸聲，次為嚏聲，次為拭鼻涕聲。吾嘗於演說時默聽之，此四聲者如連 珠然，未嘗斷絕。又於西人演說場、劇場靜聽之，雖數千人不聞一聲。東洋汽車、電車必設唾壺，唾者狼藉不絕；美國車中設唾壺者甚希，即有亦幾不用。東洋汽車 途間在兩三點鐘以上者，車中人假寐過半；美國車中雖行終日，從無一人作隱幾臥。東西人種之強弱優劣可見。西人行路，身無不直者，頭無不昂者。吾中國人則一 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相對而下，真自慚形穢。』
是以，中國人咳唾成風，早有光輝傳統。加以中國人身體長期偏弱，異常分泌物特多，痰情越漲；益且，中國人童年每多匱乏，以嘴部孺動為人生快感主要來源的口 慾期 ( oral stage)也可能延伸至成年。在這強力文化傳統的籠罩下，似乎教育的作用也有限，我就曾在香港中文大學見過不少中國大陸的訪問學者「偶然飛咳唾」，只恨 末睹「珠玉滿天風」。
草菅人命培養不了公德心
但問題的核心是，為甚麼中國人會隨意在外面的地方咳唾，卻罕有在自己家裡的地板、床頭咳唾呢？為甚麼許多人會將穢物往街上、窗外亂拋，卻罕有在自己家裡亂 拋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官員一直避諱的原因，就是民眾覺得自己的家才是自己的，所以地方髒了就會心痛、就會坐立不安，而外面的世界則是統治 者或巨賈所獨霸的，故其美醜好壞也是與他無干，這是中國社會的常態，也是中國人「有私無公」民族性的一大根源。
追源禍始，原因就是政府本身是並非由民眾選舉產生的獨裁政府，因此施政上完全無須向民眾負責，可以事事獨斷獨行、草菅人命、只重國計、不問民生，高官日薪 逾萬〈港元〉，小民月薪數千；富者一餐萬金，貧者以垃圾為食，如此社會，民眾只會感到自己像乳牛一樣的被壓榨、像痳瘋病人一樣的被疏離，哪裡還有甚麼社區 歸屬感？當為政者已經狗肺狼心，待民如豬狗，道德蕩然，還有甚麼理據、有甚麼道德力量要求民眾講公德心？當統治者視民眾若賤民，就只能要求賤民履行賤民責 任，不可能講公民責任的。
譬如我自己一向不亂拋垃圾，不當眾吐痰，絕不是因為我對香港有歸屬感，不是因為公地髒了我會心痛，或覺得我應該有這樣的所謂公德心，或覺得自己有責任響應 政府的號召，而是只是自己個人的清潔習慣使然，若有機會，我倒是很願意將污痰吐在草菅人命的狗官過厚的臉皮上面的，還要看看他們有沒有「唾面自乾」的中國 美德。香港即使脫離殖民統治被祖國收回了，但我依然像絕大部份香港人那樣被剝奪普選最高政治領導的權利，不能像台灣人那樣普選自己的最高領導人，過百萬香 港窮人由於縱容主子而依然過著賤民一樣的絕望生活，政府高官則個個起碼月薪數以十萬港元，這樣的鬼地方，我有可能會有歸屬感嗎？看到這個可比作所多瑪 (Sodom)與蛾摩拉 (Gomorrah)的邪惡之城的隕落，難道我會痛心嗎？
香港民眾即使有公德心，我看重點也絕不應放在環境清潔上面吧，而是怎樣結束這個草菅人命的苛政！
再者，當民眾被壓迫過甚、痛苦難抵時，有人會靠藥物、酒精、賭博、菸草甚至毒品來自我麻醉，也有人伺機以破壞性行為來發泄一下，亂擲垃圾、穢物即屬當中一 個發泄途徑，就如向狗官擲臭雞蛋、爛蕃茄一樣，這都是人情之常，這種赤貧戶的反抗手法，我們雖不一定要鼓勵，卻應深為理解和同情。正如中國聖人孟子告齊宣 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更嚴重的，就是中國人叫的「玉石俱焚」 了，如孟子說的「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梁惠王上〉那麼孟子是公然教人犯法、犯上作亂 了。當在位者個個只顧奴役民眾，只顧自己窮奢極慾，自己日薪等於民眾的月薪，還可以要求他們關注地方清潔麼？
一個草菅人命、道德蕩然的政權，決不可能培養民眾的公德心，決不可能令民眾自發地保持公地公物清潔，要既推行苛政而又想搞好公共衛生，就起碼要學新加坡那 樣的課以重刑和羞辱，諸如犯者要當眾掃街示眾。繞過政權的殘民本質，而一味要民眾擁護政府的政策，清潔香港，是奴隸主對奴隸的過份需索；當民眾已競相排隊 跳樓、燒炭自殺，你卻要跟他講解病菌的可怖，向絕望的人施以阻嚇性的法律制裁，向尋死的人判以死刑，只要用腦袋而不是屁眼想想，就會明白只會枉費心機一場空。〈原載於2003年7月《開放雜誌》〉
後記：
由於中國民眾太不文明，中國國家旅遊局於 2006 年中國國慶翌日發佈了《中國公民國內旅遊文明行為公約》和《中國公民出境旅遊文明行為指南》，對公民的旅遊行為作了明確規範。在《國內旅遊文明行為公約》 中，「不隨地吐痰」位列首位。可見中國人的吐痰傳統依然盛行。
在這重重禁忌和形式主義的框框下，政府除了可以說要認真清潔香港之外，實在很難有甚麼較為敏感的建議。
當局為此成立全城清潔策劃小組，由年薪 400 萬港元、福利逾 500 萬港元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統領，並將亂拋垃圾罰款 600 元倍增至 1,500元，再針對公屋居民實行垃圾罰款扣分制，被扣滿分得就要搬離公屋，被罰者的家人也得連坐受罰。
當局只是以清潔環境來預防SARS瘟疫，正如我一貫所說那樣，是片面的。但更糟糕的是，當局對香港環境骯髒的成因看來一無所知，估計清潔香港的大業落在曾蔭權手裡，最後也是如他處理香港經濟那樣落得個 「亂點鴛鴦譜」的收場。
「街道髒 、政治亦髒」
中國統治者只把中國人之髒視作病源，而不是病癥，是中國人至今仍然污穢不堪的主因。不了解中國人特髒的成因，不可能讓中國人清潔起來。
毫無疑問，中國人是夠髒的。經濟學者林格教授( Christopher Lingle，1948- )說，新加坡「街道清潔、政治骯髒」( clean streets and dirty politics)，五個字，就盡得新加坡的治國精神矣，但中國社會則肯定更不如，因為它是「街道髒、政治亦髒」。當年英國掠奪了香港之後就被香港華人的 骯髒習性折騰得很慘，從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初，香港瘟疫頻仍，英國人和英軍在香港死傷甚眾，當時在英國就出現了 "go to Hong Kong"〈「去香港」〉這句習語，意思就是叫人去死。職業風險太大，看來這也是香港的英國人公務員薪酬特高的原因之一。
為了遠離華人污穢的活動範圍和逃避瘟疫，香港的英國人絞盡腦汁，於 19 世紀下半葉開始開拓並進住海拔五百多米的山頂〈即今天著名的香港山頂〉，並立法禁止華人搬進來。這些措施，今天當然很多人會覺得是種族歧視，卻只有很少人 明白英國人這樣做有其保存性命的必要。若問，誰叫你英國人來侵佔香港呢？但從文明提昇的角度看，英國人其實就是香港人或中國人不請自來的文明導師，他們若 不能在香港留下來，損失最大的是中國和香港。百多年來英國管治香港的文獻顯示，英國人就曾很努力的改善香港華人的骯髒習性，但由於中國人已經停止獨立思考 逾兩千年，文化頑劣過人、每有披金揀沙、去精取粗、在寶山中撿破爛，化神奇為腐朽的特性，英國人的努力在這方面只能做到自保，未能令香港華人脫胎換骨。
為了攻破中國人特髒之謎，我曾就教於多位在世界多個地方呆過的洋人，問他們覺得哪個地方的人最髒，答案幾乎都是中國人。當中一位當教師的曾與他的香港學生 討論印度人髒還是中國人髒的問題，那教師說肯定是中國人更髒，令香港學生非常驚訝和不快，顯然這些香港學生都像一般香港人那樣，還是深陷於大中國情意結和 膚色歧視，深信印度人或者說是膚色深於中國人的必比中國人髒。
我又就教於每被香港華人歧視的菲傭朋友，她說最初來香港做菲傭時，跟香港人僱主一家人上酒樓飲茶，見身邊一位茶客的喉頭竟然咕嚕咕嚕片刻後吐出一口大痰到 地上，她大驚失色、噁心至極，無法進食，出於禮儀，向僱主訛稱肚飽，其後他僱主發現後解釋說這是香港的普遍現象，不必驚怪，莫說吐在地上，餐後將桌上空杯 當成痰罐的吐痰亦屬等閒。我的菲傭朋友自此開始領教博大精深的五千年中華文化。
中國人自古咳唾成風
的確，中國人古來對咳唾之事似不反感，甚而頗有雅興。中國人不但歌頌 「唾面自乾」為 「風範」、「涵養」，更有詩情畫意的：「李白才高，咳唾隨風生珠玉」、「咳吐成珠玉，何妨旁若無人」、「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咳唾隨風，無非珠 玉」、「偶然飛咳唾、珠玉滿天風」、「詩成咳唾筆如神」、「辭人咳唾皆成珠玉」、「咳吐成章」、「無限珠璣咳唾中」、「幸聞咳唾之音」、「錫以咳唾之 音」.....一大堆雅化咳唾的詞藻，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更有甚者，東晉時期〈公元 317 年-420年〉的貴族苻朗，每當口中有痰，皆命 「小兒」〈即侍從〉跪而張口，讓苻朗咳唾而出，苻朗稱此為「肉唾壺」，故事還收錄於對中國小孩影響至深的童蒙必讀書《幼學瓊林》！順便一提，像 「肉唾壺」這種充斥於中國歷史的駭人穢事，只有中國人或在中國文化中成長的人才會相信，你對外國人說，他們準會認為你是在醜化中國。
清末大臣李鴻章出訪時，就因把痰隨意吐在外國皇宮的名貴地氈上而聲名大噪，考證顯示他是有痰孟也不用。由此看來，比起苻朗和李鴻章，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中國 領導只用痰孟不用 「肉唾壺」，和沒有把痰吐在地氈上，無可否認已是不小的進步，儘管相對於文明世界還是有著令人極度不安的距離。這些在洋人看來彷彿是 「自古以來」、自出娘胎以來就沒有的惡習，中國人要花上一千多年才略見成果。所以，中國人說中國不斷 「進步」也是對的，但往往就是這個意思。
中國國父孫中山就會這樣記錄：
『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個美國船主談話，他說：「有一位中國公使前一次也坐這個船，在船上到處噴涕吐痰。就在這塊貴重的地氈上吐痰，真是可厭。」我便問他： 「你當時有什麼辦法呢？」他說：「我想不到辦法，就當著他的面，用我自己的絲巾，把地氈上的痰擦乾淨了。當我擦痰的時侯，他還是不經意的樣子。」中山先生 就說：「像那位公使在那樣貴重的地氈上都吐痰，普通中國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見中國人舉動缺乏自修的功夫……這種舉動，真是野蠻陋劣之極！而中國之 文人學子，亦常有此鄙陋行為，實在難解。」』
『試集百數十以上之華人於一會場，雖極肅穆毋嘩，而必有四種聲音：最多者為咳嗽聲，為欠伸聲，次為嚏聲，次為拭鼻涕聲。吾嘗於演說時默聽之，此四聲者如連 珠然，未嘗斷絕。又於西人演說場、劇場靜聽之，雖數千人不聞一聲。東洋汽車、電車必設唾壺，唾者狼藉不絕；美國車中設唾壺者甚希，即有亦幾不用。東洋汽車 途間在兩三點鐘以上者，車中人假寐過半；美國車中雖行終日，從無一人作隱幾臥。東西人種之強弱優劣可見。西人行路，身無不直者，頭無不昂者。吾中國人則一 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相對而下，真自慚形穢。』
是以，中國人咳唾成風，早有光輝傳統。加以中國人身體長期偏弱，異常分泌物特多，痰情越漲；益且，中國人童年每多匱乏，以嘴部孺動為人生快感主要來源的口 慾期 ( oral stage)也可能延伸至成年。在這強力文化傳統的籠罩下，似乎教育的作用也有限，我就曾在香港中文大學見過不少中國大陸的訪問學者「偶然飛咳唾」，只恨 末睹「珠玉滿天風」。
草菅人命培養不了公德心
但問題的核心是，為甚麼中國人會隨意在外面的地方咳唾，卻罕有在自己家裡的地板、床頭咳唾呢？為甚麼許多人會將穢物往街上、窗外亂拋，卻罕有在自己家裡亂 拋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官員一直避諱的原因，就是民眾覺得自己的家才是自己的，所以地方髒了就會心痛、就會坐立不安，而外面的世界則是統治 者或巨賈所獨霸的，故其美醜好壞也是與他無干，這是中國社會的常態，也是中國人「有私無公」民族性的一大根源。
追源禍始，原因就是政府本身是並非由民眾選舉產生的獨裁政府，因此施政上完全無須向民眾負責，可以事事獨斷獨行、草菅人命、只重國計、不問民生，高官日薪 逾萬〈港元〉，小民月薪數千；富者一餐萬金，貧者以垃圾為食，如此社會，民眾只會感到自己像乳牛一樣的被壓榨、像痳瘋病人一樣的被疏離，哪裡還有甚麼社區 歸屬感？當為政者已經狗肺狼心，待民如豬狗，道德蕩然，還有甚麼理據、有甚麼道德力量要求民眾講公德心？當統治者視民眾若賤民，就只能要求賤民履行賤民責 任，不可能講公民責任的。
譬如我自己一向不亂拋垃圾，不當眾吐痰，絕不是因為我對香港有歸屬感，不是因為公地髒了我會心痛，或覺得我應該有這樣的所謂公德心，或覺得自己有責任響應 政府的號召，而是只是自己個人的清潔習慣使然，若有機會，我倒是很願意將污痰吐在草菅人命的狗官過厚的臉皮上面的，還要看看他們有沒有「唾面自乾」的中國 美德。香港即使脫離殖民統治被祖國收回了，但我依然像絕大部份香港人那樣被剝奪普選最高政治領導的權利，不能像台灣人那樣普選自己的最高領導人，過百萬香 港窮人由於縱容主子而依然過著賤民一樣的絕望生活，政府高官則個個起碼月薪數以十萬港元，這樣的鬼地方，我有可能會有歸屬感嗎？看到這個可比作所多瑪 (Sodom)與蛾摩拉 (Gomorrah)的邪惡之城的隕落，難道我會痛心嗎？
香港民眾即使有公德心，我看重點也絕不應放在環境清潔上面吧，而是怎樣結束這個草菅人命的苛政！
再者，當民眾被壓迫過甚、痛苦難抵時，有人會靠藥物、酒精、賭博、菸草甚至毒品來自我麻醉，也有人伺機以破壞性行為來發泄一下，亂擲垃圾、穢物即屬當中一 個發泄途徑，就如向狗官擲臭雞蛋、爛蕃茄一樣，這都是人情之常，這種赤貧戶的反抗手法，我們雖不一定要鼓勵，卻應深為理解和同情。正如中國聖人孟子告齊宣 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更嚴重的，就是中國人叫的「玉石俱焚」 了，如孟子說的「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梁惠王上〉那麼孟子是公然教人犯法、犯上作亂 了。當在位者個個只顧奴役民眾，只顧自己窮奢極慾，自己日薪等於民眾的月薪，還可以要求他們關注地方清潔麼？
一個草菅人命、道德蕩然的政權，決不可能培養民眾的公德心，決不可能令民眾自發地保持公地公物清潔，要既推行苛政而又想搞好公共衛生，就起碼要學新加坡那 樣的課以重刑和羞辱，諸如犯者要當眾掃街示眾。繞過政權的殘民本質，而一味要民眾擁護政府的政策，清潔香港，是奴隸主對奴隸的過份需索；當民眾已競相排隊 跳樓、燒炭自殺，你卻要跟他講解病菌的可怖，向絕望的人施以阻嚇性的法律制裁，向尋死的人判以死刑，只要用腦袋而不是屁眼想想，就會明白只會枉費心機一場空。
由於中國民眾太不文明，中國國家旅遊局於 2006 年中國國慶翌日發佈了《中國公民國內旅遊文明行為公約》和《中國公民出境旅遊文明行為指南》，對公民的旅遊行為作了明確規範。在《國內旅遊文明行為公約》 中，「不隨地吐痰」位列首位。可見中國人的吐痰傳統依然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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