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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震驚中外《蘇報》

5-2 開庭公審

杜月笙出身
=====

<div dir="ltr" style="text-align: left;" trbidi="on"><span style="font-size: medium;"><font face="新宋体"><font color="#0000ff">         《蘇報》是一八九六年在上海租界創立的，是一份民營報紙，原本是日僑報紙，到了一九零三年，《蘇報》的作風改變了，由革命黨人章士釗擔任主編的工作。一九零三年五月底時候，章士釗發表了革命思潮的文章，寫了一系列社論，強調「天下大勢之所趨，其必經過一趟之革命，殆為中國前途萬無可逃之例。」並刊登了著名革命家鄒容的「革命軍自序」。  
          自此之後，《蘇報》的言論，越來越激烈，變成了革命黨人的喉舌。六月九日，《蘇報》發表了署名文章，介紹鄒容這本叫《革命軍》的名著。又說這本書：「筆 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無不拔劍起舞，沖髮豎眉。」同時，又刊登了著名革命家學者章炳麟(即章太炎)的「革命軍序」。自此之後，《革命軍》這本書變成了洛陽紙貴，後來更印了二十多版，印了百多萬冊。這本小書，猶如千軍萬馬攻勢一般，直刺入腐敗的滿清政府的心深處。  
          《革命軍》這本小書，是四川人鄒容寫的，全書只有二萬多字，共分七章。當時鄒容只是一名十九歲的青年人。在書中他除了鼓吹成立共和民主的政府之外，更呼籲國人養成一種高貴的民族精神。他提出了四點民族修養：  
          第一是上天下地，唯我自尊，獨立不羈的精神；  
          第二是冒險進取，赴湯蹈火，寧死不避之氣慨；  
          第三是相親相愛，愛郡敬己，義瘁義務之公德；  
          第四是個人自治，團體自治，以進人格之人群。  
          整本書是鼓吹培養一種新的國民精神，難怪當時的人說，讀了這本書，或者聽了書中的句語，立刻令人面紅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豪舉。的而且確，這本書實際上是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  
          但對於滿清政府來說，這本小書，猶如一顆重量級的炮彈，這種革命之風，怎可以讓其隨便滋長下去呢?於是，滿清官僚，決定要用血腥來「教訓」這批革命黨人的浪潮了。  
          朝廷頒下聖旨，一定要捉拿章士釗等人，更要拿罪魁禍首，即是寫《革命軍》的鄒容及寫序的章炳麟。如果《蘇報》是在中國地方上印行，朝廷的命令，當然可以即時將犯人逮捕，不用審訊也可以凌遲處死，但現在的問題是，鄒容、章炳麟等人，卻在上海租界內居住。  
          晚清時候，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為了討好各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他們在上海設立一些租界，這些租界，即是國中的外國，外國人可以在租界內築起方便的牆，不受中國政府法律的干擾，根據當時的「領事裁判權」規定，中國官府不能在租界內擅自拘捕犯人，如要抓人，必須事先得到租界當局的同意，並且必須由租界的巡捕房 執行。  
          負責追捕鄒容和章炳麟的，是上海道台袁樹勛，他明知自己不能夠抓人，希望借助引渡手法，抓人交差。經過一番請求和談之後，各國領事機關才同意將犯人抓來，然後公審，判了罪之後，才可以引渡。  
          翌日，外國巡捕和中國警察一同到《蘇報》報館去抓人，但館內只有督印人陳范的兒子陳仲彝，其餘的主腦人如章士釗、蔡元培、章炳麟和鄒容等，都不在報館內。章士釗和蔡元培等人逃出了上海，鄒容躲入一位傳教士家中暫避。當晚有人向章炳麟報告政府追捕他的消息，但章炳麟卻不當一回事，當晚依然呼呼大睡。  
  第二天，巡捕和警察持拘票闖入英租界南京路福源里的愛國學社，當時章炳麟在賬房內工作，他不逃不避，神情自若地挺身而出，向巡捕們說：「其他人都不在這裏，你們要抓章炳麟，我便是了。」警察便將他抓去了。  
          翌日，上海的《新聞報》報導章炳麟被捕的消息，更笑他為人愚蠢，為甚麼可以逃走卻束手被擒。章炳麟讀了報導之後，寫了一篇「獄中答《新聞報》」，他說：「吾輩書生，未有寸刃尺匕足與抗衡，相延入獄，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質皇天后土，下可以對四萬萬矣。」自他發表了這篇浩氣長存的文章，整個上海以至全國革命黨，無不為之振奮，縱使保皇的人士，也佩服革命黨人的精神。  
          當章炳麟被捕時，英國副領事兼播譯官比南喝令他下跪，章炳麟昂首藐視地說：「我們沒有向洋人下跪的習慣 !」章的骨氣和勇氣，令到當場的人為之肅立，當時民心虛弱，見洋人便心怯的國人來說，精神為之一振。  
          正在暫避的鄒容，聽聞章炳麟被捕下獄，心情甚是惡劣，一幕幕的前塵往事，湧上心頭。他是四川巴縣人士，出身自一個富有的商人家庭。鄒容為人聰明，六歲啟蒙讀書，十二歲便讀完了《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十三歲之後，又學習外國語文如英語、日語之類。他又愛好新思潮的文章，更關心國家時事，令他最佩服是戊戌變法時的六君子，他們的愛國熱情，令年輕的鄒容極之感動，其中譚嗣同本應有機會逃走的，但他卻堅持不走，認為要喚醒國人革命的心，一定要用自己的鮮血去喚醒國人。譚在臨死之前，寫下了那首激昂的詩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十六歲的時候，鄒容去日本讀書。在日本的時候，聆聽了章炳麟在東京舉行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上宣讀的「宣言書」，被他鏗鏘激烈的革命宣言深深吸引，因此參加了學生的愛國運動。因為他好學聰明，經過革命的思想做蒙，令他寫成了這《革命軍》書稿。  
          一九零三年鄒容回到了上海，他參加了蔡元培舉辦的「愛國學社」，結交了學社的義務教員章炳麟和章士釗等人。後來大家的革命熱誠更打破了年歲的界限，鄒容、章炳麟、章士釗和張繼等四人結成兄弟。當時章炳麟三十六歲，鄒容最年輕，只有十九歲。鄒容更和章炳麟同居一室，時常接受這位兄長指點，而章炳麟又特別欣賞這位革命小弟弟，大家志趣相投，很快便結成了剔頸之交。  
          巡捕房搜查報館的時候，鄒容很想和章炳麟一同出走，但章炳麟卻轟轟烈烈地犧牲就捕，鄒容心中很難過，認為朋友有難，理應一同受苦。因此之故，鄒容便親自投案，來到當時四馬路的巡捕房，宣稱自己是鄒容。  
          捕頭見他只是一名不足二十歲的年輕人，哪裏可以寫出《革命軍》這本驚天地的書籍，便向他咆哮，趕他出去。但鄒容卻說：「你不信，我可以將書唸給你聽。」說完之後，捕頭將信將疑，鄒容又說，「如果我不是鄒容，哪會自投羅網？」  
          捕頭聽了，只好扣押起來。《蘇報》的主腦人已經就捕，報館也被查封。  
          鄒容和章炳麟的友誼和承擔責任的義氣，深深地打動了只有十六歲的杜月笙。他心中不禁想：「交朋友，該當如此！」杜月笙之尊敬章炳麟，日後兩人更變成了要好的朋友。章炳麟更為杜月笙撰寫了一篇《家世淵源考》。  
  滿清政府的如意算盤是，將犯人逮捕，即日解赴刑場，縱不凌遲處死，也要當眾斬首。但這是清政府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各國領事，堅持要公平開審。  
          一九零二年七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許，一隊騎馬持械的印度巡捕，押解着兩輛囚車，由福州路老巡捕房出發，直駛到英美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廨」門前停下，沿路萬人空巷，爭相圍睹兩位革命義士。當時是盛夏，上海的大熱天氣，令人揮汗如雨，一片的汗酸氣，也阻擋不了觀看的人潮，幾經辛苦，杜月笙才佔到一個有利的位置。聽法官、律師們對簿公堂，令他明白在上海租界內謀生，要攀上高位，一定要利用法律。言論的力量，是可以左右一切的。杜月笙上了一課，他學懂了利用言論和專家人才去為自己製造聲譽。  
          當時各國領事，對於這件案件，引發了一連串各懷鬼胎的利益衝突，案件的背後是權力鬥爭。美國領事古納，出於利益考慮，他認為如果將犯人引渡，向清政府讓步，可以換取更多在華的特權。俄國政府害怕中國人民反對沙俄侵佔中國大片土地，一旦革命黨推翻了擋箭牌滿洲政府，將會損及在華利益，所以也支持滿清政府，贊成引渡，其他如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各國的算盤也是一樣，着眼點在換取更多在華特權，所以一致贊成引渡犯人。  
          獨是英國政府大力反對。英國政府已經擁有長江流域的特權，上海更是英國人侵華的主要據點。英國人認為租界是帝國主義的伸延，在租界內一定要推行資本主義制度，如果隨便讓滿清政府引渡，豈非直接「侵犯」了租界的特權，為了維護這個基本權益，英國人大力反對引渡。  
          同時，章鄒兩人的文章，只是很普通的文字對罵，又怎樣可以構成大罪呢？英國人反對引渡的意思，目的是阻止滿清人的囂張，限制他們的權利。租界是國家之中的國家，豈能受滿清法律插手干擾。終於，各國領事也同意英國人的主張；租界事，租界治之。  
          按照「領事裁判權」行事，凡在租界內犯案，都應該在會審公廊中定罪，並在租界執行，會審公癬是由中、外官員組成的租界法庭，專門受理租界內華人的訟案。現在唯一的通融，便是考慮《蘇報》的特殊性，在會審公廨內特設「額外公堂」，讓滿清官員也有權參與審判，專門審理這宗案件。  
          杜月笙來了上海已經一年有多，但出席這類公審會，還是第一次。比較特別的是，這是一個按照西方法庭形式組成的公審，和一般傳統的由官大老爺拍「驚堂木」，犯人只可以下跪認罪，沒有辯護機會的公審比較，真不可同日而語。圍觀的市民，感到很新奇。因為外國人審理，首先假定犯人沒有罪，對於別人的指控，自己和代表的律師，有權答辯。這種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概念，真是有趣。讓我們看看法庭的安排吧!</font></font></span></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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