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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

48. 第四十八章 醫療黑洞


假人體血清白蛋白注射液充斥大陸市場及醫院真假難辨，隨時救命變喪命。
         你在當地火車站等車，身上帶了不少錢－－比實際需要的還多。你注意到有幾個年輕人瞄著你、正在談論你。他們靠了過來，突然間，好像有把木棍往你臉上一揮。你拔腿就逃。你擺脫掉他們了，而且半路上剛好看見一部警車，太幸運了。警車停下來幫你忙。
         這位農民三十七歲，名叫葉正生。一幫搶匪想搶走他身上的一萬元，他倉惶逃走，途中看見警車使攔下公安，然後隨公安回派出所。筆錄中他說自己很怕又遇搶，所以不敢離開公安半步，一直緊緊抓住某個公安。
         之後公安將他帶往當地的精神病院丟下，沒留下任何聯絡電話給醫師。醫院院長很快就診斷他精神異常。葉拒絕服藥也不願進食，這樣堅持了十天，之後他只要發脾氣就會被注射昏迷藥。經過四十天的「治療」，他塞給護士一千元懇求她打電話給他的家人。護士答應幫忙，當天葉的兩名親屬抵達醫院。但院方不肯放人，最後是家屬求助警方，葉才重獲自由。
         王萬星的遭遇更悽慘。當局以「有誇大妄想、訴訟妄想和明顯增強的病態表現」為由，把他關進精神病院長達十三年。但二零零五年出院後，經荷蘭精神醫師診斷指出，「他並無罹患任何需要住院治療的精神疾病」。當初王是因為批評中國共產黨才被拘禁。根據人權觀察亞洲分會的負責人亞當斯〈Brad Adams〉說，「專家的結論證實我們長久以來的懷疑。不斷有人指控中共把精神醫學當成政治打壓的工具，但一直到王離開中國，我們才得以證實確有其事。」
         「這個結論總算證實了王十三年來的說詞：他會入獄不是因為中國政府判定他是「危險的精神病人」，而是因為他和平表達了反對意見，」全球精神病學行動組織〈GIP〉的祕書長范弗倫〈Robert van Voren〉說。王說在醫院裡，他被迫服用鎮定藥，醫護人員還用電針懲罰病患。人權觀察的另一位成員孟若〈Robin Munro〉指出，中國醫師「明顯表現不及格。王先生在中國的診斷是依據蘇聯時代一些飽受批評的理論，他們把異議思想和行為也歸於嚴重精神病。這完全不符合現今的國際標準。」
         王萬星和某些人得到過多的精神醫療照顧，但其他人卻得到的太少。
         二零零七年中國公佈布第一次全國精神疾病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中國約有八百萬人患精神分裂症，其中三成未進行藥物治療，不是因為「太麻煩」就是怕有副作用。醫生表示精神患者的數目正日漸增加。此外，中國至少有二千六百萬憂鬱症患者，還有更多未受診斷的患者。其中有一到1.5成企圖自殺；而自殺身亡或企圖自殺的人當中有五到七成有憂鬱症。但九成患者都末受治療，而且臨床診斷為憂鬱症的患者大多害怕遭受異樣眼光，醫生說這是因為中國社會普遍不了解憂鬱症，習慣把錯怪在病患身上。
         二零零七年湖南省有對夫婦因為貧窮〈而非憂鬱症〉投江自殺。丈夫陳正先三十八歲，患有 B 肝和腎結石等病，但負擔不起醫藥費。他跟妻子綁在一起跳入長江，留下十二歲的兒子和老母親。二零零五年他們為了治兒子的病花光了積蓄，還欠下八千多元。現在連一家四口共六十元的醫療保險費都付不出來。這對夫妻死後，村人募集了一萬一千元幫他們治喪並照顧他們的遺孤。也許太少了，但肯定太遲了。
         同一篇報導也引述衛生部部長高強的話。他說國家會改善醫療體制，讓更多人得到價格合理的治療和更完善的保險，卻沒有明確指出如何進行及何時著手。
         中國的老年人得到的醫療照顧也很有限。根據衛生部二零零七年的調查，國內六十五到七十四歲的長者98.4％有蛀牙，但九成以上未接受治療。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平均掉了十一顆牙，7％牙全掉光。媒體指出中國至少還需七萬名牙醫，全國97.6％的人有蛀牙或牙周病等牙病。
         更令人擔心的是，一成家庭有天生缺陷兒。全國三千萬戶家庭有天生缺陷兒，每年將近一百萬新生兒有兔唇、神經異常、多指〈趾〉、心臟問題和腦水腫等天生缺陷。其中七成除了父母的照顧以外，全無接受治療，四成一輩子身體殘缺，三成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即死亡。
         就算有能力接受治療，未來還是要面對許多危險。因為市面上充斥著假藥。二零零七年爆發許多假藥案，另外還有一件大規模的假血清蛋白醜聞。當局在吉林省18家醫院和39間藥局查獲二千瓶這種假血清蛋白。其他省分也查出假藥，但中國官方並未提供確切數據。雖然假藥的包裝跟真藥很像，但假藥的濃稠度較低。儘管如此，仍有醫護單位提供假藥，至少造成一人死亡。國營媒體揭露這種假藥的製造成本約1.3美元，卻以38美元的高價賣出。當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簡稱藥監局〉表示他們沒有發言人可回答相關問題。
         就算把假藥問題擺在一旁，劣質藥品的問題仍然很大。例如，二零零六年傳出因接種不合格疫苗而感染狂犬病的死亡病例。當時藥監局說，「不合格的疫苗將原地查封並依法嚴辦。」又一次回應得太少也太晚了。
         另外有些兒童注射了日本腦炎疫苗而身體癱瘓，問題也出在劣質疫苗上。梁永立是其中一名兒童的父親。他說他大老遠騎腳踏車到北京求助。梁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說，「我填了很多表，可是都沒人給我回應，雖然他們答應我一兩個月內會給我答覆。有個官員說是我運氣不好，說是我的命。」
         到處都危險潛伏。二零零四年，國營媒體公佈三十九萬人因接受不安全注射而早夭，但沒指出時間範圍。三十九萬人！該報導說，三成預防注射和五成治療注射不安全，此外在中國西部的貧窮鄉下地區，只能使用一次的「拋棄式」注射器有七成事實上未經有效消毒就重複使用。雖然拋棄式注射器只比可重複使用針頭貴一分美元，卻很少人用。中國一年可以製造十七億個拋棄式針頭，但年銷售量卻停留在一億個。
         另外，一年有二十萬人因不當用藥而死。「應該提醒民眾不能隨便吃藥，所有藥物都有副作用，吃藥不能像吃飯一樣，」廣東省科學技術協會的金世明教授在二零零七年的用藥安全會議上說。「比方說，有些人不知道某些藥不能配酒吃，所以才會送命。」
         腐敗的醫療人員也對病患的權益造成危害。牟取暴利是中國醫院的主要問題，這在藥物買賣中最常見，藥價高得誇張不說，很多藥根本不必要開。藥品還沒送到醫院藥局就已經貴得要命，因為中間經過一大堆批發商和零售商。當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砍了數千種常用藥物的價格後，很多製造商乾脆停產，轉而生產另一種成分類似但不同包裝且價格更高的「新藥」。
         二零零七年五月，糾正行業不正之風辦公室〈簡稱糾風辦公室〉表示，牟取暴利和玩忽職守的行為該要「遏止」，對醫生和護士的教育也該「加強」，並要阻止他們收取患者的紅包－－醫界另一種歪風。糾風辦公室並沒有說這類行為應該立法禁止。
         欠缺專業的醫療人員也是一大問題，目前中國大約還缺五百萬護士。二零零五年底，中國約有一百三十五萬名護士，相當於每一千人可分到約一名護士。世衛組織的標準是每五百人分配一名護士。這就是為什麼九成五病患住院期間僅能靠親屬準備營養食品和二十四小時看顧，在西方這些工作應該由專業醫護人員負責。
         二零零七年五月，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提出了不同的數據。他說，「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護士與總人口的比例約為千分之五，而我國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一。」他表示護士太少的一個原因是醫院重新將護士歸為「臨時工」，降低其薪資，迫使很多護士離職。另一原因是醫院主管較喜歡雇用醫師，認為醫師較能吸引患者，就能增加收益。
         護理人員不足，表示很多醫院都用不合格人員替代。上海每年約缺一千名護士，為了確保護士的專業能力，他們在二零零七年率先舉辦護士資格考。主要考試科目是基本護理知識、注射方法、照護技巧等，由資深護士評核。二零零六年，衛生部表示所有護士都「應該」〈應該！〉持有執照。但上海醫學高等專科學較副校長章雅青說，護士不足就表示很多重要職位都由無照人員擔任。中國的護士大多待女性，男性只佔1％。二零零五年，上海四萬名護士中只有三十九名是男性，等於是0.0009％。
         中國未來醫療發展的重要角色會是社工人員，但目前社工也嚴重不足。中國社工協會會長徐瑞新說，「社會工作在中國仍在起步階段。」中國至少還欠缺約三百萬名社工，他表示「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很多年。」雖然每年有一萬多名社工系學生畢業，但社工這一行尚不發達，使他們很難找到工作。政府未設公共衛生管理組織，就表示沒有一個體制架構可讓社工系畢業生有機會發揮專才。
         無照醫師也是一個問題。晆國榮和晆國良兩兄弟沒有行醫執照卻在宿州市立醫院行醫。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他們為十名白內障患者進行眼部手術，其中九名患者因為手術感染而必須摘除一邊眼球。晆國榮被判六年徒刑，處罰金三十萬元：睦國良被判五年徒刑，處罰金二十萬元。眼科醫師徐慶一直縱容晆氏兄弟，後來也被吊銷醫師執照，本書寫作之時，他正在等待審判。還有，徐醫師和晆氏兄弟是從上海到宿州醫院進行營利性手術。末申請就擅自到外地行醫在中國是違法行為。
         二零零七年初，衛生部公佈前兩年處理約十七萬四千宗無照行醫案，懲處五萬八千個雇用無照醫師的醫療單位，沒收八千萬元非法薪資，共處二億八千萬元罰金。衛生部沒說這些罰金是否用在醫護工作上。衛生部還說他們將安徽省兩醫師停職六個月，因為這兩人任用無照醫師治療女嬰，後來女嬰死於誤診。治療女嬰的五名醫生中只有兩位有執照。
         二零零六年中國媒體報導，上海是全國唯一要求醫師升遷前需證明自己熟悉臨床試驗、系統評價和統合分析等項目的城市。同一年中央電視台揭露海南島某醫院的醜聞，該院醫生的薪資以開藥數目計算，一半薪資都來自藥品權利金，而售藥所得的收入有一成五落入醫師口袋，其他歸醫院和院內各科。一名內部人士說他並無行醫執照，但醫院仍對外宣稱他是有名的泌尿科醫師。他會「分析」患者的病情，偽稱他們得了性病，再開給他們多餘又昂貴的藥。
         根據衛生部二零零七年的數據，二零零六年住院病患的平均費用為四千六百六十九元，比二零零一年增加了四四％。醫院唯利是圖就表示病患若付不出醫藥費就會遭醫院拒收，連急診患者也一樣。有鑑於此，中國政府規定醫院不得拒絕無力支付醫藥費的急診患者。但只有六％的醫師支持此規定，一八％反對，其他人持懷疑態度，納悶該由誰來支付多出的醫藥費。
         政府未提供醫院財務上的補助，而且醫院每年也有好多未付帳單，因此更擔心誰來買單。衛生部不是不知道醫院的狀況，但副部長馬曉偉卻說，「醫院不該以此為藉口拒收病患。」一位不願具名的醫師說，「我們醫院規定急診醫師要幫付不出醫藥費的患者出錢。這對我是種打擊，傷害了我行醫救人的職志。」他這番話是對目前中國醫護行業的強烈指控，這個體制內的許許多多醫療專業人員肯定也感同身受。
         中國媒體指出這種「未盡人意的情況」會危害「社會安定」，卻完全沒提這個問題的人道主義層面。窮人得不到醫療服務，遂導致某罹患骨髓病的年輕農民犯下搶案，因為入獄是他唯一能得到治療的途徑。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媒體報導他終於如願以償，在警方看守下進行治療，保住一命。
         醫院靠金雞母賺錢，例如整形外科，尤其中國中產階級越來越時興整形。一九九九年上海幾乎沒有專業的整形醫院，二零零七年卻累積近一百家。最常見的手術是除皺、消脂、豐胸和割雙眼皮，主要是受西方美感標準影響。
         孕婦也是一大商機。二零零六年底璽悅婦產醫院在上海開張，號稱是國內第一間「五星級」醫院。最便宜的房間一個月要四萬元，最貴的兩樓豪華套房一天一萬元，還附廚房和歡唱吧。院方表示這個價格很「合理」，他們希望提供優質服務，一來因為二零零七年是中國農曆金豬年，是生產吉年，二來因為中國傳統認為婦女產後應一個月不出門，免遭凶神惡煞侵擾。連現代醫院也支持這種習俗，靠「坐月子」獲利。
         追著錢跑的不只有醫院。很多專科醫師一星期只看診一兩天，醫院便採用掛號排隊制，規定患者先掛號才能看診。但「假病患」一大早就去排隊掛號，再把號碼以原掛號費的兩倍價賣給真病患。這些「號販子」有的甚至把病人從大醫院騙到小醫院，或無照診所。
         連媒體都很難讓大眾認清國內醫療制度的各種弊端。二零零七年有群記者企圖揭發地方上醫院的醜聞。他們到杭州的十家醫院進行尿液檢測，提供的尿液其實是茶。其中六家醫院「診斷出」泌尿道感染，五家開了價格高達四百元的藥物。有個記者被診斷出「尿道發炎」，治療費是一千三百元。
         後來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批評這些記者的行為。他說「如果大家都拿啤酒或醬汁來作尿液檢測，醫院就得多加一道測試採樣真假的程序。」醫生和醫療專業人員一致反對此提議。《上海日報》報導，毛也說媒體揭發問題時應該更深入了解科技和醫療服務，因為醫療科技相當複雜。
         香港媒體報導，二零零七年初衛生部部長高強受到不折不把的質問。九名資深醫學專家直言衛生部缺乏效率、喪失權威。專家呼籲政府成立委員會監督公共衛生事務，但當他們徵詢部長意見時，高部長卻不願正面回應。專家也質疑為什麼政府的醫療預算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6％，也就是六千九百億元，但二零零六年國內稅收就增加了八千億元。
         醫療服務當然應該普及全民，不管是急診或長期治療。舉例來說，殘障人士在中國普遍受到歧視，而且大部分無法養活自己。根據中國的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中國殘障人士約八千三百萬人，但受雇的只有二千二百六十六萬人。打二零零七年政府立法解決此問題，規定殘障者至少要佔國營企業或政府機關總職工的1.5％。而中國的殘障人口和總人口的比例，較接近事實的數字是六比一百。
         該調查訪問了全國各地二百五十多萬名殘障者，鄉下地區的殘障者只有5.1％獲得政府補助，都市則有13.3％。一九八七年，十五歲以上的殘障者有五成九是文盲，二零零六年降到四成三－－人數減少了，但若考慮中國當時的經濟榮景，這個減幅並不大。
         污染程度快速擴大，嚴重危害中國人民的健康。健康專家指出，二零零六年癌症成為國人第一大死因，背後的原因就是水污染和過度使用農藥和食品添加物。另外九大死因是腦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心臟疾病、受傷及中毒、消化系統疾病、內分泌營養和代謝疾病、泌尿生殖系統疾病、神經系統疾病和精神障礙。的據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的專家陳智周說，「癌症病例越來越多，首要原因是環境、水和空氣污染日漸加劇。」衛生部曾對三十個城市進行調查，發現近幾年都市的癌症發生率增加一成九，鄉村增加二成三，不過媒體並未指出調查時間。
         二零零六年由中共中央黨校進行的另一項調查更令人擔憂。該調查訪問了三千多名官員，發現六成以上對愛滋防治缺少認知，而且竟有三成八以為中國已經研發出愛滋疫苗。連政府官員都對健康問題缺乏認知，難怪每次政府想要解決問題，都會因為無知而提出漏洞百出、千篇一律的對策。
         二零零七年春，政府公佈禁止人體器官交易的新法案。但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坦承其法律架構尚未完成，因為法規中末明訂如何定義死亡。這點很重要是因為，要移植人體器官必須在心跳停止後十五分鐘內摘除器官，不然該器官就無法使用。因此，大部分國家都以腦死而非心跳停止定義死亡，這樣就能早點摘取器官，讓器官發揮最大功用，造福他人。
         中國每年有一百五十萬人需要器官移植，但只有一萬個器官可供移植，可見提出有利器官捐贈的方法多麼重要。但中國人普遍認為生命直到心跳停止才結束，目前腦死即摘除器官在中國是違法行為。儘管學術界從一九八零年代開始就推動相關法案，卻無實質成效。黃副部長說，腦死法案還要三到五年才會完成。
         政府官員對醫療問題常有的回應，就是捉出模糊的宣言並表示「應當採取行動」－－但很少明確指出是什麼行動，或者只是敷衍了事。例如，中國鄉村嚴重缺乏醫師。全國二百萬有證醫生八成都集中在都市，其中在大醫院服務的佔了八成。目前，並沒有要求醫生行醫初期必須先在鄉下執業的配套措施。「政府有責任不斷提升社區醫療服務，讓負擔不起昂貴醫療費的人民更易獲得醫療照顧。」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說。她呼籲地方政府改善社區的醫療服務。但她完全沒提到中央會不會撥經費，也沒設定具體的目標。
         政府面對金融問題總是迅速提出政策和指示，反觀醫療和社會保險問題卻只會得到政府官員幾句「模糊的宣言」，表示會想辦法解決目前的問題。然而，未能立即處理問題已使問題的規模和嚴重性擴大，再也不是幾句「模糊的宣言」就能解決的了。
         假設你是個父親，帶著患血癌的女兒到醫院看病，她需要進行骨髓移植手術。但醫藥費賣得嚇人，你沒有那麼多錢，那麼你會怎麼辦？在中國你只能把女兒丟在醫院。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河南省某農民為了治療患血癌的女兒花光了積蓄，只好把十八歲的女兒丟在醫院。之前，他曾帶女兒到北京某醫院看病，但借來的八萬元都已花光，他不得已只好留下五千元，把女兒周煥留給醫院照顧，說自己要回家借錢。三天後，他打電話給醫院說自己籌不出錢，只能請醫院照顧他女兒。醫生說骨髓移植手術要二十萬元〈但得先找到合適的骨髓捐贈者〉。地方單位則表示要先審核周家的財務狀況是否符合條件才可申請救助。
         那些沒把女兒丟在醫院的人，除了中國政府提供的醫療照顧外，沒有其他選擇。沒有直昇機載患者到國外接受專業治療，也無法求助國外醫學或醫師。只能面對痛苦，最後是恐懼，因為眼睜睜看著心愛的人拼命想活下去，明知道還有希望－－只要有錢。只要有偉大國家理當提供人民的醫療照顧。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八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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