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第四十三章 重男輕女
實施一胎化政策性別比例失衡日漸嚴重。
中國沒有反墮胎遊行。沒有基督教徒領軍的反墮胎集會,你看不到帶頭者對著底下信徒講道,信徒聽到又有胎兒「被殺」都不約而同搖頭嘆息。週末他沒有群眾到指定墮胎醫院示威抗議,換作其他地方,你就會看見憤怒的抗議群眾猛拍車蓋,威嚇試圖進入「撒旦」診所的孕婦不要扼殺肚子裡的小生命。
『人獨自來到人世,也獨自離開。』這句話在中國有特殊的延伸義,如果你剛好是個尚未出生的胎兒的話。也許你「從受胎那天起就孤孤單單」,因為有一天,你可能會感覺到墮胎工具正要吸出你剛成形的身體,這時候你最好緊緊抓住子宮內壁,因為只有你一個人獨自對抗中國的一胎化政策。
沒有人會幫助你討論這樣的狀況蘊含的道德意涵。沒有「道德的大多數」。連「沉默的大多數」這個錯誤的名稱也要忘掉,因為在中國,大家都對墮胎議題保持沉默,其他議題差不多也一樣。
沉默或者不在意。據上海的醫生說,來墮胎的年經女性將近一半都是單獨前來,她們很清楚爸媽不會諒解他們。這些醫生表示,告訴爸媽的人當中,七成以上「被痛罵一頓,而非得到支持和指引 。」
中國墮胎盛行背後有幾個原因,比方年輕人的性知識普遍不足〈只上過基本的性教育〉,還有實施一胎化政策。另外一個原因是傳宗接代的守舊觀念。這是「重男輕女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造成的結果」,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劉伯紅說。她指出「歧視女性一直是中國性別比例失衡日漸嚴重的主要原因」。
在自然情況下,人類社會中的男嬰會比女嬰多,比例約105比100,不同民族的比例會稍有不同。中國某些地區男女比例約為138比100。有些父母不遵守一胎化規定,這個時候男女比例就更懸殊。第二胎的男女比例是143.22比100;第三胎是152.88比100。「生第二胎或更多胎的夫妻顯然會去作產前性別鑑定,」中國媒體在二零零八年指出。男女比例失衡將會使許多男性找不到對象結婚、生子、組織家庭、傳承世代。而這批在人為干預下出生的人口有多少,各方的估計都不太一樣,據估計,到二零一零年會有三千萬到四千三百萬不等。也有報導以另一種方式呈現,指出現今在中國出生的男嬰中,十個有一個將來討不到老婆。
就連「性別失衡」這個詞都未勾勒出實際的狀況。應該稱為「墮胎造成的性別失衡」才準確,因為這是人為現象,跟自然無關。
很早就有研究發現,女性對男性有安撫的力量。無法結婚的男人往往會變得浮躁、兇暴、挑釁,可能破壞社會安定。不幸的是,說到孕育下一代,中國的女人就成了政治人物的犧牲品,而且別忘了,中國政冶圈幾乎都是男人的天下。雖然一九五三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到一九六四年間國家提倡節育,但中國人口還是從六億增加到七億。「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一〉期間,當局禁止節育,因為毛澤東認為人口越多,國家越強大。這時期『人多力量大』是常見的宣傳口號。
但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的馬寅初教授估計,如果中國人口以當時的速度繼續增加,不到五十年就會暴增到二十六億人。有鑑於此,他發表文章呼籲政府提出人口控制政策。只可惜中共高層不同意他的看法。馬教授遭到嚴厲批判,人口研究也幾乎中斷,但他並未放棄。後來他甚至被迫辭掉辭去北大校長職位,從此退隱。直到一九七九年,毛澤東死後三年,他才獲得平反。
由於政府打壓人口研究,所以很難掌握中國過去的出生率。不過根據某份資料,一九六零年代中國婦女平均每人生7.5個小孩。到一九七零年代出生率略降,但平均仍有5.8個。文化大革命展開的前幾年,節育被批為「反馬克思異端」。根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簡稱計生委〉的政策法規司司長於學軍指出,「一九七零年以前,國家並無任何家庭計劃政策,所以人口基本上是飛速成長。」
節育政策就這樣反反覆覆,直到一九七零年代末鄧小平掌權,政府才又鼓勵人民節育,並在此基礎上漸漸確立現今惡名昭彰的一胎化政策。現在中國政府常說一胎化政策使中國少了四億人口。但朝令夕改對人民造成的不同程度的傷害,只有當中國政府拐彎抹角地說國家正面臨一個「複雜的情況」時才會隱約浮現。
二零零七年,政府指出「我國多年來都維特低出生率,如今可能回升;整體的人口素質不高;就業人口龐大,就職環境更加嚴峻;人口日漸老化對社會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持續的性別比例失衡對社會安全構成威脅。」
第五個危險族群--逾四千萬名討不到老婆的單身漢--就是性別失衡引發的後果。這些人無法藉由結婚成家提升生活,造成的不安會逐漸升高,破壞社會安寧。這些單身漢身上一輩子都綁著人口統計學上的定時炸彈。就算男女出生比例馬上翻轉,這些人還是無法娶妻生子。未來,這些討不到老婆的男人多半來自鄉下,也就是性別失衡最嚴重的地方。他們的教育機會有限,注定會成為無一技之長的勞工,如此一來要討老婆更難。
第五個危險族群之所以形成,跟殺害女嬰的行為密不可分。數百萬女嬰在時間推移中死去,使這個族群越來越多單身漢。有些單身漢可能將無情地傷害「存活下來」、降臨人世的女性。嫖妓的需求增加、買賣童養媳、對女人施暴〈如強姦〉,都會增加自然秩序外的不穩定因子,這些全都是政府的錯誤政策造成的。
二零零零年,全國的男女平均比例是110:100。二零零五年增至117:100,二零零七年是119:100。這個平均數據掩蓋了其他更驚人的數據。二零零六年頭十一個月,在北京出生的男女嬰比例是109:100;海南島135:100;江西省138:100。
這個問題過去就存在了。現代作家程乃珊寫過一個晚清的故事,說到鄉下地區對待女嬰的方式:
鄉下人家的生活很苦,女嬰在大家眼裡是沒有必要的負擔,殺害女嬰這種事很普遍。是啊,秀珍上面有個哥哥,她自己剛出生的時候就差點沒命,要不是她奶奶出面,說「可以留她下來幫忙廚房的事還有照顧哥哥弟弟」,她早溺死在水塘裡了.....突然間,母親把剛出生的妹妹放進井裡,拿掃把壓住拚命掙扎的嬰兒的畫面浮現她眼前。掃把是拿來防止嬰兒浮出水面的.....秀珍猛地冒了一身冷汗。
中國雖然致力於「現代化」,但重男輕女的舊觀念幾乎沒有改變。改變的是,現代科技讓夫妻很快就能確定胎兒的性別,而且中國的墮胎規定寬鬆,夫妻想拿掉女胎並不困難。
那麼,所謂一胎化使中國少了四億人口的「正面」數據,就有了另一種觀察角度。從目前的性別失衡現象可見,七十年代初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之後,夫妻並不是選擇不生小孩,而是先懷孕再鑑定胎兒性別,若是女生就去墮胎。因此,減少的四億人口,其實應該再加上數百萬拿掉的女胎。但從來沒人把這部分算進去。
政府對日漸逼近的性別失衡危機,還有其他各種危機,都只提出片面零散的回應。例如,二零零三年媒體報導中國政府「禁止」利用超音波選擇胎兒性別及選擇性人工流產,卻都沒有真正立法禁止。二零零六年底,報紙指出「雖然規定醫院不得對孕婦透露胎兒性別,但並未列入違法行為。」
該報告也說,「今年已將刑法修正案交由人大常委會審查,該法規定取得非醫學用途的胎兒性別鑑定最高可判三年徒刑、緩刑及罰款。但此修正案後來因為立法者意見分歧而遭到否決。反對者主張女人有權知道胎兒的性別。」在禁止選擇性墮胎法案遭到否決後,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只好發表一份文件,規定「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鑑定及選擇性墮胎的人當受嚴懲。」跟往常一樣只是消極勸誡。
報導上說,該文件承諾加強保護女嬰且指出「任何殺害、拋棄或傷害女嬰或虐待女嬰母親者當受嚴懲」。「當受嚴懲」在一個法規尚未確立的國家裡,成了一個無實質效力的法律用語。此外,該文件也指出使用超音波技術和墮胎藥的醫療單位,將受到更嚴格的「監督」。文中並說政府打算把家庭計劃經費提高,二零零五年是每人十元,計畫到二零一零年提高到每人三十元。
中國的醫藥產業充斥著白領犯罪。二零零三年,媒體報導「很多醫生收取額外費用,偷偷提供這種服務,有時費用高達一千元。」墮胎費直直上升,市場需求高必會導致這種結果。特媒體也報導,「國內很多地方都違規進行胎兒性別鑑定,但中央政府至今末立法明訂罰責。」
政府採取的方法是在二零零零年展開「關愛女孩行動」,鼓吹男女平等,並獎助鄉下全生女孩的家庭。但二零零零年起性別失衡就快速惡化,可見以上政策效力不彰。政府又祭出另一種方法:允許重男輕女最嚴重的鄉下家庭可生第二胎,前提是第一胎要是女嬰。這個方法同樣效果不大,畢竟可生第二胎可能反而讓生子傳後的壓力更大。重男輕女的家庭肯定不會疼愛第二個女嬰。這些試圖遏止墮胎的措施充其量只是作作樣子。
看民權人士陳光誠的例子就知道了。他收集了北部地方官強迫婦女做後期墮胎和絕育手術以壓低人口的證據,並自學法律幫助村民打官司。二零零六年八月,檢方以「故意破壞財產罪」將他起訴並判刑四年。國際特赦組織稱這次審判「非常不公」。陳在獄中遭其他犯人毆打,據他妻子表示,這些犯人說「這麼做黨會給我們加分〈提早出獄〉」。他向獄方反應自己的肋骨被打斷,但獄方拒絕讓他照 X 光或接受任何治療。國際特赦認為陳有生命危險,而且是因申請上訴才遭獄方懲罰。但他每個月只有三十分鐘的探監時間,想上訴也難。獄方對陳的妻子說,是陳先動手大家才會打起來。陳從小就雙眼失明。
相較之下,福建省處理性別失衡的方法較為積極。地方政府撥二億元給四十九萬戶家庭作為女兒保險基金,每年更讓十萬女童免費入學。在這之前,中國人口最多的省分河南省〈人口將近一億〉,通過禁止選擇性墮胎的法案,親定運法者罰款一萬到三萬元不等。該法也要求嚴控超音波技術、染色體技術、墮胎手術和藥物,並規定醫療目的的胎兒性別鑑定至少須獲三名醫師批准。墮胎則至少須獲一個縣政府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局批准。
然而,如果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不改變,不論採取多少矯正性別失衡的措施都沒有用。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簡稱人口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表示,這種觀念已經深入中國社會幾百年。她說有些鄉下居民直接就把女嬰丟在孤兒院外,而且老外領養的中國兒童有九成九是女童,進一步加劇性別失衡的問題。
如果政府成功遏止人民進行胎兒性別鑑定,急著想生兒子的夫妻很可能走回殺害 女嬰 的老方法,到頭來造成的悲劇只會更多。殺害女嬰的現象一直存在。據中國上一次〈二零零零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城市的新生男嬰死亡率是8.61%,鄉村是28.28%。但城市的新生女嬰死亡率卻是10.69%,鄉村更高達41.6%。中國媒體輕描淡寫解釋,「男女新生兒死亡率的差距,可能是因為一些人有重男輕女的觀念。」
二零零四年浙江省對二十到四十歲的民工進行調查,發現其中有九成覺得寂寞,三成五感情不順。新華社轉述某未具名精神科醫師的話,「如果沒有適當的壓力宣洩管道,他們可能走上酗酒、自殺、強暴,甚至殺人之途。」負責此調查的浙江大學教授易容指出,這是因為到城市打工的男性比女性多,而且到城市打工的鄉下女性理想的結婚對象是城市人,而非鄉下人。他還說,「城市女性也不太可能嫁給鄉下男性。」
教授說,民工「常覺得自己是城市裡的弱勢族群。如果有心愛的人和舒適的窩,他們比較會有安全感,對城市的敵意也會減少。」有鑑於此,住在風光明媚的杭州市的湯勉才會為民工成立免費的婚姻介紹所。她說,「我只是希望他們有人可以說說話。這些年輕人過得很辛苦。」可是介紹所一百三十五個會員中,一百二十人都是男性。
毛澤東有句名言:「婦女撐起半邊天」。可是他的文章從來沒提到男人是不是能撐起另外半邊天,無論男人比女人多多少。撐起另外半邊天的,肯定不是第五個危險族群的單身漢。有朝一日,他們將尋求激烈而陽剛的反叛方式,抗議政府干預自然法則。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四十三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5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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