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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為甚麼北歐能 ，中國不能？
25. 為甚麼中國主子不如英國主子
在過去三年多在海外生活的日子，無數外國人，當中包括新聞工作者、專業人士、政界人士、商人等等到一般平民，最常問我的一個問題就是，香港在被中共收回之 後有何轉變。這樣的問題出現了過百次，我也回答了過百次。每次我都會說，若在政治方面，最大的分別是，九七後的中國主子遠不及九七前的英國主子誠實。
論香港政治的民主成份，除了末任港督彭定康通過擴大功能團體的投票權而給香港帶來多一點點民主之外，九七前後的民主發展相差不遠，那時港督或者現在的特首都是由主子國 〈即那時的英國或現時的中國〉所一手包辦，香港一般平民是絕對無權過間的。
英國主子誠實得多
不過，雖然英國主子跟中國主子同樣是剝奪了香港人普選港督或特首的權利，但兩者在實際處理手法上卻有天淵之別。英國主子從來都是坦白表明港督是委任的；但 中國主子卻從一開始，投入了驚人的人力物力，炮製出一個個假選舉大秀來，然後就向全世界宣布：香港特首是香港人選出來的，並說這是英國人管治一百多年來也 沒有做到的事情，並從而結論說：香港人終於當家作主了。中國主子甚至還說，要以此向己享有普選的台灣人民起示範作用。
當局若把多年來耗費於這假選舉的資源用於救濟香港的窮人，相信香港幾千個像狗一樣匍匐於籠屋的籠民都可得安置了。中國人的資源，往往就是為了弄虛作假而這樣糟蹋掉。
除了行事較中國主子坦蕩蕩得多之外，英國主子拒絕給香港人民主，主因之一正是中國政府不容許香港人有民主，國力日薄西山的英國只好向魔鬼就範，並因而打破 英國在撤出所有殖民地時均開放民主的慣例，被迫破例引進符合中共要求、極其畸形的反民主選舉制度和投票方法。相反，中國主子是否在香港推行民主，並不受制 於任何其他國家。在世界上所有國家之中，會反對香港推行民主，普選特首和立法機關的國家，除了中國之外，不可能還有第二個，因此，在開放香港民主的問題 上，中國主子不像那時受制於中國政府的英國主子那樣，是握有自主權的。有見及此，當前的中國主子比起過去的英國主子就實在可惡得多。
中國主子為了讓國際社會誤以為香港在九七後就可以普選香港的最高領導人，於是搞了個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把全港的親共中堅和商界大款一網打盡。這 800 人中的七成乃由為數僅約佔香港人口百分之四的功能組別選民推舉出來。功能組別選舉的創始人就是以法西斯統治遺臭萬年的意大利大獨裁者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1883-1945)，這種選舉制度可確保當選人立場保守，易於操控。但港京當局依然不放心，因此投票方法採用極受爭議的「全額連記 法 」(Block Vote)。全額連記法在健全民主選舉中早已揚棄，在中國則自清朝開始使用，目前中共的地方人大「選舉」也採用「全額連記法」。這一切絞盡腦汁的精密安 排，都是為了確保獲推舉出來的選委具備持久而穩定的可馴服性和可利用性，為中國主子所「欽點」的人選蓋個橡皮圖章。所以，整個活動的最大特色是，「選舉」 的結果必於「選舉」之前就已鐵定，並且黨會事先以高調昭示於香港民眾，不容有半點誤讀、妄想，所謂「選舉」只是一個事後補充的例行公事。所以這不是選舉， 只是選擇，而且是黨的選擇。但為了讓這 「黨的選擇」看似民主國家的選舉，港京當局費盡心思臨摹民主國家的選舉做法，譬如成立選舉辦公室、招聘選舉職員，聘用公關公司，搞選舉籌款，有助選團，還 要「落區拉票」、「洗樓」、派傳軍、搞選舉辯論等等，總之是裝模作樣，另有幫閒者負責打邊鼓，搞民意調查，以民意基礎為文飾。
造假的也不僅是中國主子，由於香港華人跟中國主子畢竟是出於同一造假文化，香港傳媒 (特別是中文的)也合力造假。幾乎所有傳媒工作者都眾口一詞的說「特首選舉」，而不是「假選舉」，或沒有至少給特首選舉的「選舉」兩字加個括號。反觀，英 語傳媒人就誠實得多，如韋安仕 ( Stephen Vines )一再直指這是場假選舉( phoney election )，《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 ) 也指這是 「由北京策劃的假選舉」( a phoney election campaign orchestrated by Beijing)，《國際先驅論壇報》的 Donald Greenlees 說：這是 「被操縱的選舉」( rigged election )，《金融時報》的米切爾 Tom Mitchell、《泰晤士報》、《經濟學人》等每用委任( appointment )和再委任( reappointment )等字眼，而當中至為經典的大概是年前《華盛頓郵報》用的「爭取再獲委任」(campaign for reappoint-ment )！
再等而下之者，中文評論中甚至有人這樣拈鬚摘髮、嘔心瀝血的找到了歌頌這個假選舉的理由：「對於兩人嘗試用普選方式，去處理原本的一個小圈子選舉，這種做 法和努力，基本上我是肯定的……」(蔡子強，〈打一場精彩的選戰〉，2 月 2 日香港《明報》) 每讀到這樣的中式文人評論，就無法不想起林語堂的〈做人與作文〉：
『我向來不勸人做文人，只要做人便是。顏之推《家訓》中說過：「但成學士，亦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文做不好有甚麼要緊？人卻不可不做 好。我想行字是第一，文字在其次。行如吃飯，文如吃點心。單吃點心，不吃飯是不行的。現代人的毛病就是把點心當飯吃，文章非常莊重，而行為非常幽 默.....但是有人性好文學，總要掉弄文墨。既做文人，而不預備成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帶一點丈夫氣，說自己胸中的話，不要取媚於世.....。
陪跑人選難求
為了令劇情逼真，當局有時也會要人陪跑。但找人陪跑並不容易，而且看來是越來越難，主要是因為陪跑者一般都要有相當名望，否則戲就會做得太假，或有失被欽 點者的身份。但已有相當名望的人自然就沒有多大興趣出來純作陪襯自我醜化，來映襯出真命天子的超世之才。所以，當局在完事後都要給這些願意陪跑的社會賢達 重重打賞，當是肉金也好，片酬也好，但由於這些社會賢達本身已是有錢人，要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做猴子戲，有時還要表現得很激動，甚至要擠出幾滴眼淚來，令 觀眾更加投入，這確是一件苦差，所以打賞必須很大，求名的起碼要頒發大紫荊勳章之類，求利的要賜予無敵商機。除此之外，陪跑者還要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要 有驚人的忍笑能力，要是一想到陪跑之無聊荒誕就哈哈大笑得像滾地葫蘆，則欽點工程危矣。
當局雖然有時會要人陪跑，但也有機制阻止有人擅自陪跑，特別是攪局。當局因而制訂了極高的陪跑要求(即所謂提名程序)。參加陪跑者必須取得一百個選委的提 名，方可成為特首候選人或陪跑人。也就是說，陪跑人最多不可能多於七個，而任何人(此人當然只可能是中共欽點的)若取得七百零一個提名也確保可自動「當選」，藉此以提名取代假選舉，以確保絕對無人可以攪局。而為了確保不會有選委暗中惡搞，提名不受北京歡迎的人陪跑，令北京尷尬，所有提名必須記名！記 名提名除了讓北京確保誰人可以成為候選人，也讓眾選委有多一個跟北京及未來特首求愛的渠道。
這次中共「放生」梁家傑，讓他取得足夠提名成為陪跑人，主因是梁家傑不但完全沒有能力威脅曾蔭權，而且最為難得的是，他是來自民主派的陪跑人，加上可能真 的是不請自來的，這對提高曾蔭權的認受性就更具說服力。基於人有天真無邪的自由，我不敢如某些人那樣，說梁家傑明知毫無勝出希望都參選，是中共的臥底，純 為曾蔭權抬轎而來。但我敢肯定，完事後北京不但不會虧待梁家傑，甚至可能會異常禮待，令梁家傑感動得淚盈於睫，特別是在陪跑人日益短缺的情況下，要讓民主 派今後更加踴躍參加這個逢「選」必輸的「特首選舉」，以加強香港特首的認受性。難怪黃毓民質疑陪跑者那樣熱情，到底是「精神錯亂」，還是 「精心計算」？
即使普選北京也勝券在握
由於劣質文化、長期洗腦等許多原因，中國人是精於自我作賤、披金揀沙的民族。你若放手讓他們自己作主，按理他們是會棄民主而取獨裁，或者是棄小獨裁的而取 大獨裁的。前港督楊慕琦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1974 ）在二次大戰後想給香港人民主，在當時英國工黨政府的民主作風下，事事垂詢香港人，果然被華人所拒而失敗，而保守黨政府下的彭定康以強硬手腕向香港人推行 民主則得以成功。滿清初年一再要求漢人婦女放腳，但由於措施溫和，最後就不了了之，到民國初年政府以高壓強制女要放腳，男要剪辮，中國人才萬分不願意的就 範。你若一脈紳士風範作民主諮詢，問中國人要不要民主，他們不會感興趣的，他們最愛反問「民主可以當飯吃嗎？」滯留在口腔期的中國人對吃是最關心的了，可 憐他們並不了解沒有民主跟他們的吃飯問題或大飢荒是大有關係的。若把好東西交由中國人自己選擇，肯定花一百年都沒有結果。好的東西是否一定要用民主手法由 大家來開會決定才推行？特別是當你看到中國人或伊斯蘭世界沉醉於自己的史前式生活形態時，或許也會有所動搖。北歐的基督信仰就是由他們的皇帝在 1000 年前以高壓手段強制民眾皈依的，他們才也不得不從海盜做起紳士來，即使窮，也要做好人。回教國家突尼西亞的婦女權利成為回教諸國之首，就是因為在法國受教 育、仰慕西方價值的首任總統布爾古巴（Habib Bourguiba，1903-2000 ）以高壓手段，廢除當地的一夫多妻制、把離婚合法化和把婦女的最低結婚年齡提昇至 17 歲等等。
一個逐臭民族也許並不容易享用民主機制的好處。現為香港立法會主席的范徐麗泰出身是喝港英奶水長大的港英鷹犬，但臨近九七卻突然愛國，一變而為愛國急先鋒，全力壓制民主人權發展，作風標悍，雖被斥為「香港江青」 亦不以為恥，誠屬寡廉鮮恥之楷模。此物在任何文明國家都必受唾棄，或要遁跡山林；但在香港，居然可以越爬越高，成為立法會主席有年，而最為令人震驚的是， 此物居然確有強大的民意基礎。民意調查顯示，其民望長期一枝獨秀，穩踞第一，不容置疑。而在香港這無恥當道（survival of the meanest）的現象也並非孤立偶然，因為在頭十名最受歡迎的直選議員中也起碼就有一半屬於這一類以反民主為終身職志的無恥政客。不過，這現象也並非始於今天，魯迅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經這樣罵中國人：
『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見《華蓋集．通訊》1926年〉
所以，北京若真的馬上在香港推行普選，按理是勝券在握的，但還是不放心，要勞師動眾搞假選舉大秀。即使一些已開化的香港人對民主派有好感，也會由於持有物 業、股票，或一大盤生意，怕香港因中共發癲而動盪，怕中國主子和港京走卒公報私仇，而寧得罪君子，特別是經過亞洲金融風暴的十年浩劫死去活來之後，香港人更加潔身自愛，更加愛惜原來也並非必然的奴才待遇。〈原載於2007年3月《開放雜誌》〉
論香港政治的民主成份，除了末任港督彭定康通過擴大功能團體的投票權而給香港帶來多一點點民主之外，九七前後的民主發展相差不遠，那時港督或者現在的特首都是由主子國 〈即那時的英國或現時的中國〉所一手包辦，香港一般平民是絕對無權過間的。
英國主子誠實得多
不過，雖然英國主子跟中國主子同樣是剝奪了香港人普選港督或特首的權利，但兩者在實際處理手法上卻有天淵之別。英國主子從來都是坦白表明港督是委任的；但 中國主子卻從一開始，投入了驚人的人力物力，炮製出一個個假選舉大秀來，然後就向全世界宣布：香港特首是香港人選出來的，並說這是英國人管治一百多年來也 沒有做到的事情，並從而結論說：香港人終於當家作主了。中國主子甚至還說，要以此向己享有普選的台灣人民起示範作用。
當局若把多年來耗費於這假選舉的資源用於救濟香港的窮人，相信香港幾千個像狗一樣匍匐於籠屋的籠民都可得安置了。中國人的資源，往往就是為了弄虛作假而這樣糟蹋掉。
除了行事較中國主子坦蕩蕩得多之外，英國主子拒絕給香港人民主，主因之一正是中國政府不容許香港人有民主，國力日薄西山的英國只好向魔鬼就範，並因而打破 英國在撤出所有殖民地時均開放民主的慣例，被迫破例引進符合中共要求、極其畸形的反民主選舉制度和投票方法。相反，中國主子是否在香港推行民主，並不受制 於任何其他國家。在世界上所有國家之中，會反對香港推行民主，普選特首和立法機關的國家，除了中國之外，不可能還有第二個，因此，在開放香港民主的問題 上，中國主子不像那時受制於中國政府的英國主子那樣，是握有自主權的。有見及此，當前的中國主子比起過去的英國主子就實在可惡得多。
中國主子為了讓國際社會誤以為香港在九七後就可以普選香港的最高領導人，於是搞了個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把全港的親共中堅和商界大款一網打盡。這 800 人中的七成乃由為數僅約佔香港人口百分之四的功能組別選民推舉出來。功能組別選舉的創始人就是以法西斯統治遺臭萬年的意大利大獨裁者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1883-1945)，這種選舉制度可確保當選人立場保守，易於操控。但港京當局依然不放心，因此投票方法採用極受爭議的「全額連記 法 」(Block Vote)。全額連記法在健全民主選舉中早已揚棄，在中國則自清朝開始使用，目前中共的地方人大「選舉」也採用「全額連記法」。這一切絞盡腦汁的精密安 排，都是為了確保獲推舉出來的選委具備持久而穩定的可馴服性和可利用性，為中國主子所「欽點」的人選蓋個橡皮圖章。所以，整個活動的最大特色是，「選舉」 的結果必於「選舉」之前就已鐵定，並且黨會事先以高調昭示於香港民眾，不容有半點誤讀、妄想，所謂「選舉」只是一個事後補充的例行公事。所以這不是選舉， 只是選擇，而且是黨的選擇。但為了讓這 「黨的選擇」看似民主國家的選舉，港京當局費盡心思臨摹民主國家的選舉做法，譬如成立選舉辦公室、招聘選舉職員，聘用公關公司，搞選舉籌款，有助選團，還 要「落區拉票」、「洗樓」、派傳軍、搞選舉辯論等等，總之是裝模作樣，另有幫閒者負責打邊鼓，搞民意調查，以民意基礎為文飾。
造假的也不僅是中國主子，由於香港華人跟中國主子畢竟是出於同一造假文化，香港傳媒 (特別是中文的)也合力造假。幾乎所有傳媒工作者都眾口一詞的說「特首選舉」，而不是「假選舉」，或沒有至少給特首選舉的「選舉」兩字加個括號。反觀，英 語傳媒人就誠實得多，如韋安仕 ( Stephen Vines )一再直指這是場假選舉( phoney election )，《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 ) 也指這是 「由北京策劃的假選舉」( a phoney election campaign orchestrated by Beijing)，《國際先驅論壇報》的 Donald Greenlees 說：這是 「被操縱的選舉」( rigged election )，《金融時報》的米切爾 Tom Mitchell、《泰晤士報》、《經濟學人》等每用委任( appointment )和再委任( reappointment )等字眼，而當中至為經典的大概是年前《華盛頓郵報》用的「爭取再獲委任」(campaign for reappoint-ment )！
再等而下之者，中文評論中甚至有人這樣拈鬚摘髮、嘔心瀝血的找到了歌頌這個假選舉的理由：「對於兩人嘗試用普選方式，去處理原本的一個小圈子選舉，這種做 法和努力，基本上我是肯定的……」(蔡子強，〈打一場精彩的選戰〉，2 月 2 日香港《明報》) 每讀到這樣的中式文人評論，就無法不想起林語堂的〈做人與作文〉：
『我向來不勸人做文人，只要做人便是。顏之推《家訓》中說過：「但成學士，亦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文做不好有甚麼要緊？人卻不可不做 好。我想行字是第一，文字在其次。行如吃飯，文如吃點心。單吃點心，不吃飯是不行的。現代人的毛病就是把點心當飯吃，文章非常莊重，而行為非常幽 默.....但是有人性好文學，總要掉弄文墨。既做文人，而不預備成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帶一點丈夫氣，說自己胸中的話，不要取媚於世.....。
陪跑人選難求
為了令劇情逼真，當局有時也會要人陪跑。但找人陪跑並不容易，而且看來是越來越難，主要是因為陪跑者一般都要有相當名望，否則戲就會做得太假，或有失被欽 點者的身份。但已有相當名望的人自然就沒有多大興趣出來純作陪襯自我醜化，來映襯出真命天子的超世之才。所以，當局在完事後都要給這些願意陪跑的社會賢達 重重打賞，當是肉金也好，片酬也好，但由於這些社會賢達本身已是有錢人，要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做猴子戲，有時還要表現得很激動，甚至要擠出幾滴眼淚來，令 觀眾更加投入，這確是一件苦差，所以打賞必須很大，求名的起碼要頒發大紫荊勳章之類，求利的要賜予無敵商機。除此之外，陪跑者還要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要 有驚人的忍笑能力，要是一想到陪跑之無聊荒誕就哈哈大笑得像滾地葫蘆，則欽點工程危矣。
當局雖然有時會要人陪跑，但也有機制阻止有人擅自陪跑，特別是攪局。當局因而制訂了極高的陪跑要求(即所謂提名程序)。參加陪跑者必須取得一百個選委的提 名，方可成為特首候選人或陪跑人。也就是說，陪跑人最多不可能多於七個，而任何人(此人當然只可能是中共欽點的)若取得七百零一個提名也確保可自動「當選」，藉此以提名取代假選舉，以確保絕對無人可以攪局。而為了確保不會有選委暗中惡搞，提名不受北京歡迎的人陪跑，令北京尷尬，所有提名必須記名！記 名提名除了讓北京確保誰人可以成為候選人，也讓眾選委有多一個跟北京及未來特首求愛的渠道。
這次中共「放生」梁家傑，讓他取得足夠提名成為陪跑人，主因是梁家傑不但完全沒有能力威脅曾蔭權，而且最為難得的是，他是來自民主派的陪跑人，加上可能真 的是不請自來的，這對提高曾蔭權的認受性就更具說服力。基於人有天真無邪的自由，我不敢如某些人那樣，說梁家傑明知毫無勝出希望都參選，是中共的臥底，純 為曾蔭權抬轎而來。但我敢肯定，完事後北京不但不會虧待梁家傑，甚至可能會異常禮待，令梁家傑感動得淚盈於睫，特別是在陪跑人日益短缺的情況下，要讓民主 派今後更加踴躍參加這個逢「選」必輸的「特首選舉」，以加強香港特首的認受性。難怪黃毓民質疑陪跑者那樣熱情，到底是「精神錯亂」，還是 「精心計算」？
即使普選北京也勝券在握
由於劣質文化、長期洗腦等許多原因，中國人是精於自我作賤、披金揀沙的民族。你若放手讓他們自己作主，按理他們是會棄民主而取獨裁，或者是棄小獨裁的而取 大獨裁的。前港督楊慕琦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1974 ）在二次大戰後想給香港人民主，在當時英國工黨政府的民主作風下，事事垂詢香港人，果然被華人所拒而失敗，而保守黨政府下的彭定康以強硬手腕向香港人推行 民主則得以成功。滿清初年一再要求漢人婦女放腳，但由於措施溫和，最後就不了了之，到民國初年政府以高壓強制女要放腳，男要剪辮，中國人才萬分不願意的就 範。你若一脈紳士風範作民主諮詢，問中國人要不要民主，他們不會感興趣的，他們最愛反問「民主可以當飯吃嗎？」滯留在口腔期的中國人對吃是最關心的了，可 憐他們並不了解沒有民主跟他們的吃飯問題或大飢荒是大有關係的。若把好東西交由中國人自己選擇，肯定花一百年都沒有結果。好的東西是否一定要用民主手法由 大家來開會決定才推行？特別是當你看到中國人或伊斯蘭世界沉醉於自己的史前式生活形態時，或許也會有所動搖。北歐的基督信仰就是由他們的皇帝在 1000 年前以高壓手段強制民眾皈依的，他們才也不得不從海盜做起紳士來，即使窮，也要做好人。回教國家突尼西亞的婦女權利成為回教諸國之首，就是因為在法國受教 育、仰慕西方價值的首任總統布爾古巴（Habib Bourguiba，1903-2000 ）以高壓手段，廢除當地的一夫多妻制、把離婚合法化和把婦女的最低結婚年齡提昇至 17 歲等等。
一個逐臭民族也許並不容易享用民主機制的好處。現為香港立法會主席的范徐麗泰出身是喝港英奶水長大的港英鷹犬，但臨近九七卻突然愛國，一變而為愛國急先鋒，全力壓制民主人權發展，作風標悍，雖被斥為「香港江青」 亦不以為恥，誠屬寡廉鮮恥之楷模。此物在任何文明國家都必受唾棄，或要遁跡山林；但在香港，居然可以越爬越高，成為立法會主席有年，而最為令人震驚的是， 此物居然確有強大的民意基礎。民意調查顯示，其民望長期一枝獨秀，穩踞第一，不容置疑。而在香港這無恥當道（survival of the meanest）的現象也並非孤立偶然，因為在頭十名最受歡迎的直選議員中也起碼就有一半屬於這一類以反民主為終身職志的無恥政客。不過，這現象也並非始於今天，魯迅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經這樣罵中國人：
『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見《華蓋集．通訊》1926年〉
所以，北京若真的馬上在香港推行普選，按理是勝券在握的，但還是不放心，要勞師動眾搞假選舉大秀。即使一些已開化的香港人對民主派有好感，也會由於持有物 業、股票，或一大盤生意，怕香港因中共發癲而動盪，怕中國主子和港京走卒公報私仇，而寧得罪君子，特別是經過亞洲金融風暴的十年浩劫死去活來之後，香港人更加潔身自愛，更加愛惜原來也並非必然的奴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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