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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

18. 第十八章 謝罪之戰


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的母親在北京的家中等待著子女的消息，還時遭軟禁，尤其在六四週年前後。圖為「天安門母親」丁子霖。
         她坐在贈送的輪椅上等，儘管在家裡她走來走去做家事都不成問題，根本不需要輪椅。不過她有些朋友需要輪椅卻買不起。新輪椅是中國政府給她的「道具」，為的是要擺佈她，象徵上和實際上都是。高齡八十六歲的她有什麼選擇？她在東京的某法庭外等候，覺得自己離家好遠，就跟年輕時為日本士兵提供「安慰」時一樣。
         幾個官員偶爾會擋在她面前問她，「您還好嗎？」「有沒有哪裡不舒服？」或者「需要什麼東西嗎？」她納悶戰後當她迫切需要幫助時，為什麼沒有人來問她。從來沒有人在大飢荒或文化大革命或她五十歲退休時來問她這些問題。她退休後過了三十六年，這些人才來問她問題。
         問她問題的男性感覺很誠懇，但女性發問時，她總在她們的眼睛裡看到類似的眼神，那眼神好像在說「妳怎麼能讓那些男人侵犯妳？讓他們佔妳便宜？在妳體內播種？」那眼神好像在說，「是我就會自我了斷，妳應該也這麼做才對。」這些現代女性的那種眼神，總讓她覺得也許當初她應該一了百了。「如果那個時候我們都自殺會怎麼樣？」她心想，「一個接著一個又一個.....」
         再不久他們就會把她帶進法庭，她就得憑著印象說出中國人想聽的話，說她受盡折磨，說她羞愧難當，說她從此喪失了純真。然後他們會問她那期間曾讓多少男人躺進她兩腿。她為什麼應該記得幾個人？她會說幾百人甚至幾千人，但她內心希望能在法庭上說出真相。她希望只說「一個以上」，因為對她來說第一個之後就都沒有差別了。
         他們不會問，當她直視日本兵的臉時有什麼感受。其中有些是大人，不折不扣的軍人，剛硬的身體和臉佈滿傷痕，宣洩慾望時速戰速決。但後來越來越多少年郎，這些男孩害怕她這樣的女人更甚於害怕死亡。她不知道如果有天再遇見這些士兵，他們會不會認得她，認出她這張衰老、美麗、歷經滄桑、帶著一絲悲傷的臉。
         她不會在法庭上說出當她面對雙腿間的男人時，她跟自己玩的心理遊戲：她想像每個來找她的男人都在練習死亡。他們高潮時的表情往往反映了他們被殺那一刻、淪為國家侵略行動的受害者時的表情。
         有些士兵進入她體內時會屏住呼吸，五官扭曲變形，她心裡會想，「對，子彈擊中你腦袋時，你會死得乾淨俐落。」有些年紀較經的男孩會發出開心的嘶喊-----還是死亡的嘶喊？表情介於痛苦和愉悅之間。她覺得真正喊出聲的人，日後會死得最轟轟烈烈。有些當然還需要多練習，這些人從她身上得到滿足時，還沒找出最適合的死亡表情。有些再也沒機會跟她練習了，因為血淋淋的戰場逼著他們更快走向死亡，快到超出他們所能想像。如果這些人不再出現，她就知道他們得到了報應-----只希望是她勇敢爭取自由的中國同胞下的手。
         今天她受到很好的照顧，有個隨行人員幫她推輪椅，她搭了飛機、吃到美食，還住進舒適的飯店。她被帶來日本說話，她要做的事〈沒有選擇〉，就是說出中國人想聽的話。她要告訴庭上，身為一個中國女人，她受盡了日本人的羞辱。她再一次被迫成了「慰安婦」，這次是要給本國政府、給黨「安慰」。她就是一面鏡子，要讓日本在這場謝罪戰爭中看見自己。中國政府或負責此案的律師不可能打贏這場官司。但這點沒人跟她說。她跟在她之前和之後的女人都只是個象徵，象徵中共「一廂情願的報復手段」。
         一九七二年，中日發表「中日聯合聲明」，雙方在北京簽署協定，正常化兩國之間的邦交。聲明上說，「日本國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責任，表達深刻的反省。」底下列出九條協議。第五條協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協議簽都簽了，但中國對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間的中日之戰-----在中國稱為「抗日戰爭」-----從未真正釋懷。中國在鏡中看到的日本仍然是個敵國，也仍然在跟日本打一場謝罪之戰。
         這場情緒戰爭不斷重複的主題，就是日本必須「誠實面對歷史」。宋代史學家司馬光曾編纂《資治通鑑》，正如其名〈意指幫助政府的一面鏡子〉是要幫助執政者透徹了解歷史、不要重蹈歷史的覆轍，以更有效的方法治理國家。明朝王侯朱舜水在明滅亡後逃離中國，把這些思想帶到日本並傳播開來。因此司馬光的思想對中日兩國來說並不陌生。
         據說日本年輕一代根本不懂為什麼要反省，因此中國年輕一代更加仇視日本。這份仇視多深，看二零零七年《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社論就一清二楚。該報的駐美首席記者李學江指出，「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對人類道義的摧殘。「慰安婦」問題，同此一理，不能由日本政客將其淡化與狹隘化。」
         性奴役確實是重大罪行，所有戰爭幾乎都犯下這種罪行，但把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猶太人大屠殺，等同於慰安婦實在荒唐，也是對所有猶太人和其他步上毒氣室的其他國家人民的一大侮辱。把今日的日本跟過去的納粹德國劃上等號，中國根本在扭曲歷史、煽動仇恨。
         二零零五年九月，胡錦濤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上說，「中國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滅亡中國的企圖，徹底改變了中國近代以後飽受外來侵略的屈辱歷史，捍衛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發展的文明成果。」他還說，「日本各界很多人敢於正視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的歷史事實，強烈譴責日本侵略者的侵華暴行。不少當年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軍人真誠纖悔戰爭罪行，以實際行動推進日中友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們的良知和勇氣應該得到高度讚賞。」
         言之有理。國家領導人感性回顧國家的過往，卻又不失客觀，是史學家司馬光也會同意的一段話。但這還沒完，他接著又說，「日本國內總有一些勢力矢口否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性質和罪行，竭力美化軍國主義戰爭，並為已經被歷史釘在恥辱柱上的甲級戰犯揚幡招魂。」他說，「這些作法，不僅違背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承諾，而且背離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嚴重傷害了中國和亞洲有關國家人民的感情。」
         日本國內確實有人淡化甚至讚揚過去的戰爭，但只佔少數，而且是生在民主國家儘管遺憾但無法避免的副作用。人民能夠自由表達意見，有的意見也會引起反彈。但既然並無出現仇視的字眼，就應該尊重人民的言論自由。這是陷入謝罪之戰、非民主政體的中國無法了解的。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胡錦濤說，「我們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只有不忘過去、記取教訓，才能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從中國國家主席口中說出『不忘過去』的話實在虛偽，畢竟誰要敢在中國戳破中國歷史的真相，例如天安門事件，就會被國家消音甚至監禁。
         這麼看來，胡錦濤對日本的談話多少有點令人吃驚。他說，「我們希望日本政府和領導人本著對歷史、對人民、對未來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維護中日友好、維護亞洲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出發，以嚴肅慎重的態度處理好歷史問題，把對那場侵略戰爭表示的道歉和反省落實到行動上。」胡錦濤更說了有史以來出自國家領導人口中最虛假偽善的一段話：「歷史雄辯地證明，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有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華民族才能創造更加美好的末來。」
         夏威夷大學政治學榮譽教授魯莫〈R.J.Rummel〉徹底嚴謹調查後發現，中共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七年統治期間，至少殘殺了七千五百萬人民。七千五百萬！而胡錦濤竟然還說，歷史「雄辯地」證明這樣的政府能創造『更加美好的末來』。
         中國媒體不斷要求日本對侵華戰爭發表道歉聲明〈其實一九七二年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後，日本政府高層就發表過約四十次道歉聲明〉。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下，至今健在的戰爭受害者也不斷站出來要求賠償，甚至還能坐著輪椅飄洋過海出庭控訴日本的侵華惡行。
         其中有些案件跟「慰安婦」有關，戰時這些女性被迫出賣肉體。另外也有關於強迫勞動的案件，控訴日軍強迫中國人民為日本公司工作。這些控訴都被法院駁回，理由是一九七二年中日已簽署聯合聲明，或是二十年的索賠期限已過，或有時候日本政府會說自己不需為戰時日本的所作所為負責，因為兩者賴以運作的法制架構並不相同。
         同樣的，日本最高法院針對一九三二年日軍屠殺中國平頂山三千居民一案，也以日本不對一九四七年《國家賠償法》實施前的國家行為承擔責任為由，駁回此案，支持東京地方法院和東京高等法院的判決。日本最高法院也說，一九七二年的中日協議明訂日本不需再做戰爭賠償，儘管有些社評家認為該協議是針對國家而非個人而言。
         日本把法治放在政治動作和充滿愛國狂熱的政策之前，跟中國不一樣。中國政府和媒體不斷把日本塑造成有強烈軍國主義傾向、完全不知悔改的國家，對現代中國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二零零三年九月，一群日本觀光客到中國南部的珠海市買春，引爆仇日情緒。中國媒體報導有數十萬網民將此事件稱為「國恥」。該飯店副理後來被判無期徒刑，另一名涉案人也是。無期徒刑！另外有十二人被判二到十五年徒刑，十五名地方高官遭懲處。
         同年還發生了一件不那麼戲劇化，但出自同一個鏡像的事件。杭州富通昭和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日合資企業，計劃在中國發行股票卻踢到鐵板。問題出在「昭和」是日本天皇裕仁的年號，他在位期間發動了侵略戰爭。數百名憤怒的民眾向中國證監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抗議。最後公司不得不更名。
         另外，二零零四年黑龍江省發現戰後遺留的化學武器，並被視為日本持續侵華的「證據」。中國媒體說，「憤怒的中國人民呼籲日本政府正視歷史。」當地大學生劉淳風〈音譯〉說，「日本利用化學武器一再傷害無辜的中國人民，卻不願誠實面對歷史。他們應該向我們道歉！」
         二零零四年的亞洲盃足球決賽，中日在北京對決。雙方尚未開打，中國媒體就批評說「在一些日本政客和媒體眼中，這次比較像是政治事件而非運動競賽。他們聯手把前幾次比賽中國球迷對日本隊喝倒采的行為，說成中國球迷對遠來之客懷有敵意。」媒體並指出，「日本的賽程表上有張亞洲地圖，上面以不同顏色標明中國大陸和台灣.....亞洲盃的中國籌備委員會一發現錯誤立即向日方反應。」媒體還說，「中國外交部官員也向日本大使館反應，催促日方更正錯誤並減少『負面影響』。」
         當比賽開始、日本國歌響起時，球場上中國球迷的噓聲淹沒了音樂聲。最後日本以三比一贏得比賽，中國球迷情緒失控，對一部載送日本官員的巴士丟瓶子和石頭。二千名日本球迷比賽進行時就受到嚴密保護，賽後更滯留體育館內將近三小時，因為情況太危險，要等鎮暴警察驅散場外的憤怒球迷再走才保險。連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和大使住所都必須加派公安保護。中國媒體對此次暴動著墨不多，只說球迷「情緒激動」，還有「當時狀況混亂」。
         二零零五年，日本申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中國引起強烈反彈。中國某網站收集了一千六百萬人反對日本加入的連署簽名，另有網站調查發現中國年輕一代九成九都表示反對。中國很多城市出現抗議行動。廣州市逾一萬人在十公尺長的反日布條上簽名，重慶市群眾拉出「粉碎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的大夢」的抗議橫額。
         中國媒體甚至指控日本大打「世博外交」牌，即利用二零零五年在日本愛知縣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向各國政治人物遊說。「日本把財政狀況窘迫的開發中國家元首捧成『世博貴賓』，包辦他們的住宿費和交通費。」中國媒體指出。「多虧了他們，將近二十九個非洲國家元首才能來日本參觀.....非洲握有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鑰匙，因為非洲國家數量很多。」這正是中國面對台灣問題時所採取的策略，等到二零一零年上海主辦世博會時，勢必會更一覽無遺。
         此外，二零零五年有群中國民眾抗議日本強佔東海的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台〉，堅持釣魚台主權屬於中國。中國抗議人士大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議布條上還寫上「無恥」二字。
         二零零七年，中國國家林業局提議將名為「丹頂鶴」的瀕危鳥類訂為國鳥。這種鳥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傳統中都很常見，但後來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牠也稱「日本鶴」。野生動物攝影師祝辰洲說，「雖然丹頂鶴象徵長壽，但選擇「日本」鳥作為國鳥還是不合理。」
         在一片仇日情緒下，比什麼都要敏感的莫過於靖國神社。這間位於東京的神社從一八六九年建成以來，就供奉日本所有的陣亡士兵，目前約供奉二百五十萬士兵。其中包括十四名二戰重要戰犯，就是這點激怒了中共。
         二零零六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前往參拜靖國神社，中國媒體說，「他將永遠受亞洲人民唾棄，牢牢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中國報章還說日本「一再辜負了中國人民的信任」，且「踐踏了人類良知。」其實很多日本人對這件事一樣憤怒，包括日本大眾和選舉產生的政府官員，他們同樣表達了對首相的不滿，也發起了抗議。
         影響中日關係最深的第二大事件是南京大屠殺。一九三七年日軍攻佔南京城，在六週的時間內屠殺了成千上萬中國士兵和平民。然而從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初，中國境內並未積極研究南京事件，當然也並未對外稱之為大屠殺。除了六零年代簡短提過以外，這個事件都沒有出現在中國課本裡。甚至找不到毛澤東公開討論該事件的紀錄。即使一九七六年毛逝世一直到九零年代初這期間，中國都不許史學家舉辦相關研討會。
         如今在政府一面提倡『和諧』、一面煽動仇恨的策略下，這個事件的曝光率才大增。中國政府聲稱南京大屠殺死了三十萬人，戰後由同盟國設立的法庭則估計在十四萬人左右。兩個數字都很驚人，都是人類互相殘殺的結果，但只要有人暗示死亡人數低於三十萬，北京就會翻臉，可見人就算死了也能成為中共政府利用的工具。
         中共一再強調日本的「錯誤」，不斷要求日方道歉，讓人覺得日本好像從未對侵略戰爭道過歉。也因此，許多中國人民相信日本從未對欺壓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民表示過起碼的歉意。
         二零零五年九月，胡錦濤發表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演說前兩週，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才剛表示，「過去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造成很多國家嚴重受創、人民受苦，尤其是亞洲國家。」他說，「如今誠實面對歷史的真相，我再一次表達沉痛的懊悔和由衷的歉意，也表達對國內外戰爭受難者的哀悼。我絕對不會忘記這場殘酷戰爭帶來的教訓，也會致力維護世界和平和繁榮，絕對不再發動戰爭。」放眼世界，這是現代國家元首對另一國人民做過最懇切的道歉。小淵惠三和村山富市等前日本首相也道過歉。
         日本元首參拜靖國神社確實對某些人造成傷害；日本淡化可怕的侵略歷史確實可議；很敢說話的少數極右分子確實跟德國的新納粹一樣令人反感。有些觀點也許令人不快，但並沒有奪走人命。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一直都是個相當和平穩定的國家。
         中國媒體也並非全都強烈反日。二零零七年初，中國有篇報導引用了《朝日新聞》的一項調查，指出三千名受訪的日本人當中八成五認為「有必要反省歷史」。這篇報導還引了日本史學家保阪正康的名言：「一個人要是真的愛國，就不該逃避歷史」，另外也談到以史為鑑的重要。
         中國無法原諒日本的真正原因，也許從中共極力想忘掉自己沒有參與的戰爭切入，才會看得最清楚。胡錦濤在二零零五年的談話中，回憶當年「中國共產黨在戰時扮演的重要角色，強調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黨帶領的軍隊的英勇事蹟和崇高風範，是我們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
         他說，「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訂正確的戰略策略，實施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線政策，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開闢廣大的敵後戰場，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以自己最富於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不怕流血犧牲的模範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
         多數客觀中立的史學家都知道這是謊話。奮力抵抗日軍的其實是國民政府的軍隊，雙方爆發過二十二場主要戰役，兩方人馬多半都超過十萬。共產黨只參與小規模攻擊行動和游擊戰，因此才得以保留戰力待日本戰敗後攻擊國民政府軍。果不其然，日本投降後才幾週，他們就開始攻打國民政府。日本投降後九個月，中國爆發全面內戰。
         中國共產黨的失誤不能攤在陽光下，就像其他強國政府的失誤一樣。為了避免歷史翻案，中共便轉而大力譴責其他國家的囂張行徑，例如西方文化大量入侵、破壞社會和諧的「分裂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還有激怒中國政府的日本少數極右派。
         仇恨應該以事實為基礎，而非建立在虛實難辨的事件、謠言或對歷史衝突的錯誤詮釋上。只有個別國家的歷史課本才會傳遞這種扭曲的歷史，其他國家不可能接受這種偏頗的歷史詮釋。國家要做的，應該是教學生怎麼面對未來，而不是教他們怎麼照著捏造的歷史神話走。
         高峰〈音譯〉，二十三歲，到北京盧溝橋附近的博物館參觀，一九三七年的盧溝橋事變就是中日戰爭的引爆點。他說，「我一直都痛恨日本人.....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打從心底不喜歡他們。」另一名遊客李傑〈音譯〉，二十五歲，學生，他說「來這裡我感到很痛苦。想想我國的歷史、我們受的苦，溫〈家寶〉總理赴日訪問真是難為他了。」
         這些話給了中國共產黨「安慰」。中國政府一面加深群眾的仇日情緒，一面小心控制力道，不讓零星事件影響從日本流入的資金，那個特地到東京打一場必輸官司的老太太就是個例子。
         戰敗國展現了風度，例如當前的日本，戰勝國當然也該效法，但這點中國到目前還沒做到。也許有一天，中國政府會有人勇敢打破照見日本的鏡子，豎立起照見中國的鏡子，看見自己國家的面目、共產黨對人民犯的罪行、對國內百姓的殘酷對待，甚至對自己祖國傳統的壓制！
         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的母親在北京的家中等待著子女的消息，有時還遭軟禁，尤其在六四週年前後。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她們差不多四五十歲，為了勇敢發聲的子女心驚膽跳。當年他們的子女站上天安門，很多再也沒回家。這些母親不斷打聽子女的下落，但政府從未給她們一個答案！從來沒有！
         也許這些起碼有六十歲的母親，必須再等二十六年，等到政府給她們一張輪椅到法院出庭。那個時候，也許中國政府才會了解評判他人的過錯之前，必須要先反省自己的歷史！
《原文摘錄:中國無法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第十八章〉》 撰文．David Marriott & Karl Lacroix（2015-09-22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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