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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奴隸主和奴隸的民主
19. 長期統一導致今世落後
聖誕節北上挪威第二大城市卑爾根 (Bergen)與妻子的家族歡渡，再次親歷高度富裕、文明和現代化的社會下，人倫間的關係一點不比中國人薄弱，卻明顯比華人社會來得成熟，以「發乎情、 止乎理」居多；從他們手牽手圍著聖誕樹不分老、少都隨便哼得出多首傳統歌曲，亦見他們對傳統的愛護，並非中國人空言「好古」可比。
我在攝氏零度左右於屋前的北海的支流〈即所謂峽灣〉垂釣，約一公斤重的大西洋鱈魚 ( Gadus morhua L. )、青鱈( Pollachius pollachius )，幾乎垂竿可得，而且只是用金屬造，在中文叫「路亞」的假餌 (這裡的人釣魚罕用真餌)。在夏天，更不用走到屋外，在陽台垂釣即可。北海除了給挪威帶來每天近三百萬桶時值一億美元的石油，還有巨量漁產。中國人若見此 狀，必發出「得天獨厚」之類驚歎，而不問中東、非洲、俄羅斯甚而中國等地的巨量石油只成為少數既得利益者的發財工具，加上濫採導致油產日減，並未能像挪 威、加拿大或美國那樣的惠及平民；另外，中國人亦無視，全球許多魚米之鄉包括中國許多地方，由於竭澤而漁和疏於保育，已變成不毛之地。在這心境下，我展讀 當今演化生物學大家戴蒙德教授 (Jared Diamond，1937-)的鉅著《槍砲、病菌與鋼鐵》( Guns,Germs and Steel )，戴蒙德教授要解答一個問題，就是為甚麼是歐洲人征服美洲、澳洲、非洲，甚至亞洲，而不是歐洲人被他們征服？
戴蒙德教授說廿五年前在新幾內亞研究鳥類演化時，當地甚孚民望的土著領袖 Yali 問他 :「為甚麼總是你們白人炮製出那麼多貨物，帶來新幾內亞，但我們黑人卻自己只能炮製出那麼少的貨物？」的確，正如作者說，這個問題貌似簡單，其實無比艱 深。當時他沒有答案，卻在往後廿多年縈繞於懷，不斷追尋，方有所獲，他說這本書算是給 Yali 的一個答案。但從筆者看來，戴蒙德教授不但回答了 Yali 的問題，也解答了許多中國人的疑惑。誠如當代生物學泰斗威爾森教授(Edward O.WilSon，1929-)說 ：「戴蒙德教授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對社會議題思考之深、表達之清晰，無出其右。」筆者以為，此書奪得 1998 年普立茲獎，仍末足以說明其份量。
一萬三千年前是關鍵點
戴蒙德教授稱，當前人類發展不均的關鍵起點在一萬三千年前人類最後的一個冰河紀之後，自那時起，在不同大洲之上的人類發展差異明顯日大，有些地方發展出使 用文字和金屬的工業社會，另一些則只發展出沒有文字的農業社會，再等而下之者，還停留在石器時代的狩獵社會狀態。這個不均的歷史發展最後成為現代世界的模 版，因為使用金屬和文字的社會其後征服甚至滅絕了其他社會。而征服者的武器不僅是刀槍，也包括細菌，例如 16 世紀初西班牙以 600 士兵攻陷阿茲特克帝國(Aztec)，其後再以不足兩百士兵輕取印加帝國，靠的就是當地土著沒有免疫力的天花。
戴蒙德教授深刻研究了人類社會在過去一萬三千年的發展後，總結出幾個左右一個地方或一個大洲 ( continent )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第一大因素是，這個大洲上有多少野生動、植物適宜於作物化或畜牧 ( domestication )。原因是只有發展農牧業，才可以令社會上一批人無須為口奔馳，可以專心發展其他專業、鑽研治國之術或專職從軍。但各大洲可供大量繁殖的野生動、植物數目 其實不多，分佈也極不平均，譬如澳州只有一種動物可供畜牧，而當地土著也沒有將之畜牧。
第二大因素是，鑑於大部份社會的科技、政治制度，以至用作畜牧的動植物，大都來自其他社會，而不是由自己發明或發現，所以一個社會是否其有便於器物發明、 思想和動植物傳播 ( diffusion ) 的條件，非常重要。這一點與我歷來的觀點不謀而合，即自由傳播思想和充份善用發明，往往比發明本身重要，這已從中國的所謂四大發明得到最佳印證。器物、思 想、動植物之傳播，要視乎地理上有多少天然阻隔、地理上的主軸是由東而西，還是由南而北等等。若是由東而西，即廣大幅員在相同緯度之上，氣侯接近，則動植 物、風俗習慣傳播容易，如亞、歐；反之，若主軸是由南而北，即地域橫跨多層緯度，氣候處處不同，傳播艱難，這是非洲特別是美洲難以在洲內快速傳播文明的重 要原因。
第三大因素是大洲的面積大小與人口多寡。地大、人多意味著會有較多發明，較多互相競爭的社會、和不求新改革即被殲滅的壓力。
中東糧區變成沙漠
所以，作者說，中東和中國各樣條件其實不壞。在地中海之東的一片平原，土壤極其肥沃，氣候溫和，迅即成為人類產糧重鎮，人稱「肥沃月灣」(Fertile Crescent，即今天的約旦、敘利亞和伊拉克一帶)，為中東日後的領導地位埋下種子。從西元前 8500 年到西元前 500 年，歐亞洲 (Eurasia) 西面的發明，幾乎都是來自「肥沃月灣」或其周邊。一直到西元15 世紀，科技還是主要從伊斯蘭世界輸入歐洲。但為甚麼「肥沃月灣」自 15 世紀逐漸失去領導世界的地位呢？主要原因就是，「肥沃月灣」變得越來越不肥沃。從考古資料可見，原來「肥沃月灣」曾大都為森林所覆蓋，但由於伐林造田、或 濫伐木材，而當地的降雨量偏低，和大量羊群覓食，樹林來不及再生，卒將 「肥沃月灣」變成沙漠，世界文明中心亦隨之逐步由「肥沃月灣」一帶移往西歐及北歐。作者說，生態破壞與文明衰落、權力轉移關係甚大，這也是另一個文明 -----馬雅文明-----沒落的重要原因。今天，許多人每將中東地方寸草不生的沙漠當作是與天地並生的無妄之災，是「禍從天降」，其實都是人禍！考古 學家更發現，甚至是撒哈拉沙漠，在西元前 9,000 至 4,000 年之時亦非沙漠，而是處處草木、湖泊、野鳥之地！其實，這種認為沙漠不僅是因人類活動而擴大，甚至是由人類一手造成的觀點，早在上世紀 70 年代就由 Paul R.Ehrlich，Anne H.Ehrlich 和 Andrew Goudie 等人提出來，只是到今天證據更多。那麼，濫伐林木和沙漠化，不正正是中國自古已然、於今為烈的大問題？但作者不從這角度去解釋中國的沒落。他提供了一個令 中國民族主義狂熱者更尷尬的答案。
中國領導地位毀於大一統政治
戴蒙德教授說，中國的發展條件相當不錯。譬如像「肥沃月灣」那樣早就發展農業；從南至北，從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種多樣的穀物、動物和技術；地大，可 養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灣」比較，沒有那麼乾燥，生態環境沒有那麼脆弱，令中國的密集農業可垂一萬年之久。這些優勢令中國一度在科技發展方面領先全球。 直到 15 世紀初，中國派鄭和七下西洋，在 1405 年的首航中，有 「寶船」62 艘，最大者長 44 丈、寬 18 丈，隨行 27,800 多人，比哥倫布早 80 年，規模亦非哥倫布可及萬一。但其後由於權力鬥爭而「罷寶船弊政」，中國的航海探索事業開始了 28 年後戛然而止。對於這段歷史，中國民族主義者無不扼腕嘆息。
但戴蒙德教授發現，原來哥倫布的航海探索事業也一波三折。生於意大利的哥倫布為了張羅船隻出海探索，轉而效忠葡萄牙國王，但葡萄牙拒絕給他船隻出海時，他 去請求 Medina-Sedonia 公爵，被拒後，再去求 Medina-Celi 伯爵，再被拒，最後跑去西班牙國王那裏要船，國王拒絕了他，但最後讓他上訴，並予接納。戴蒙德教授說，要是當時歐洲由頭三位拒絕哥倫布的統治者任何一位一 統天下，歐洲人的美洲殖民歷史怕要改寫。戴蒙德教授說，正正因為歐洲四分五裂，哥倫布可以周旋於各國之間售計，就像中國春秋戰國時的思想家和謀士周遊列 國、大放異彩那樣。而當西班牙開始殖民美洲時，其他歐洲國家眼見財源滾進西班牙，其他六國也加進殖民美洲的事業，情況跟歐洲其他的事物如大炮、電燈、印刷 術的引進一樣：最初某些地方或會由於一些古靈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創新，但在鄰國的壓力下，還得就範。
但中國則全國一統，任何一個命令，無論何等荒謬，都得舉國奉行。戴蒙德教授說，即使現代中國還擺脫不了這種遺毒，譬如文革期間領導一聲令下，全國學校即關 閉了 5 年。要想像中國分裂的好處，只要設想一下若南韓和台灣沒有脫離中國，香港沒有落入英國人之手 150 年，那麼南韓、台灣和香港對中國的發展是毫無意義的。那只不過是東三省大一點，寶安縣大一點點，和多一個海南島，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毫無用處。更重要的是， 這起碼令近 7 千萬的人口因脫離了中國的暴政或因長期成為外國殖民地而享有中國本土民眾做夢也沒有的人權和自由。7 千萬人的自由和尊嚴就因為中國的分裂而得以倖存！那麼，到底是中國的統一更重要呢？還是民眾的自由更重要呢？
因此，戴蒙德教授說，要破解中國最終被歐洲凌駕之謎，竅門就在於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這跟葛劍雄教授在《分裂與統一》鉅著中提出的「亂世的魅 力」之說，交相輝映。若以金融投資譬喻，歐洲的發展屬於分散投資型，不會全敗，也不會全勝，正如十個統治者不容易個個都是廢人癡漢屠夫，也很難個個是聖 人，但長遠而言，分散投資通常是大贏家。中國的全國一統、極度集權則屬於孤注一擲型，一贏全錯，一輸全輸，屬病態賭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擲或有曇花一現的 燦爛，但從中、長期言，傾家蕩產、家散人亡，非常正常。〈原載於2004年2月《開放雜誌》〉
我在攝氏零度左右於屋前的北海的支流〈即所謂峽灣〉垂釣，約一公斤重的大西洋鱈魚 ( Gadus morhua L. )、青鱈( Pollachius pollachius )，幾乎垂竿可得，而且只是用金屬造，在中文叫「路亞」的假餌 (這裡的人釣魚罕用真餌)。在夏天，更不用走到屋外，在陽台垂釣即可。北海除了給挪威帶來每天近三百萬桶時值一億美元的石油，還有巨量漁產。中國人若見此 狀，必發出「得天獨厚」之類驚歎，而不問中東、非洲、俄羅斯甚而中國等地的巨量石油只成為少數既得利益者的發財工具，加上濫採導致油產日減，並未能像挪 威、加拿大或美國那樣的惠及平民；另外，中國人亦無視，全球許多魚米之鄉包括中國許多地方，由於竭澤而漁和疏於保育，已變成不毛之地。在這心境下，我展讀 當今演化生物學大家戴蒙德教授 (Jared Diamond，1937-)的鉅著《槍砲、病菌與鋼鐵》( Guns,Germs and Steel )，戴蒙德教授要解答一個問題，就是為甚麼是歐洲人征服美洲、澳洲、非洲，甚至亞洲，而不是歐洲人被他們征服？
戴蒙德教授說廿五年前在新幾內亞研究鳥類演化時，當地甚孚民望的土著領袖 Yali 問他 :「為甚麼總是你們白人炮製出那麼多貨物，帶來新幾內亞，但我們黑人卻自己只能炮製出那麼少的貨物？」的確，正如作者說，這個問題貌似簡單，其實無比艱 深。當時他沒有答案，卻在往後廿多年縈繞於懷，不斷追尋，方有所獲，他說這本書算是給 Yali 的一個答案。但從筆者看來，戴蒙德教授不但回答了 Yali 的問題，也解答了許多中國人的疑惑。誠如當代生物學泰斗威爾森教授(Edward O.WilSon，1929-)說 ：「戴蒙德教授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對社會議題思考之深、表達之清晰，無出其右。」筆者以為，此書奪得 1998 年普立茲獎，仍末足以說明其份量。
一萬三千年前是關鍵點
戴蒙德教授稱，當前人類發展不均的關鍵起點在一萬三千年前人類最後的一個冰河紀之後，自那時起，在不同大洲之上的人類發展差異明顯日大，有些地方發展出使 用文字和金屬的工業社會，另一些則只發展出沒有文字的農業社會，再等而下之者，還停留在石器時代的狩獵社會狀態。這個不均的歷史發展最後成為現代世界的模 版，因為使用金屬和文字的社會其後征服甚至滅絕了其他社會。而征服者的武器不僅是刀槍，也包括細菌，例如 16 世紀初西班牙以 600 士兵攻陷阿茲特克帝國(Aztec)，其後再以不足兩百士兵輕取印加帝國，靠的就是當地土著沒有免疫力的天花。
戴蒙德教授深刻研究了人類社會在過去一萬三千年的發展後，總結出幾個左右一個地方或一個大洲 ( continent )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第一大因素是，這個大洲上有多少野生動、植物適宜於作物化或畜牧 ( domestication )。原因是只有發展農牧業，才可以令社會上一批人無須為口奔馳，可以專心發展其他專業、鑽研治國之術或專職從軍。但各大洲可供大量繁殖的野生動、植物數目 其實不多，分佈也極不平均，譬如澳州只有一種動物可供畜牧，而當地土著也沒有將之畜牧。
第二大因素是，鑑於大部份社會的科技、政治制度，以至用作畜牧的動植物，大都來自其他社會，而不是由自己發明或發現，所以一個社會是否其有便於器物發明、 思想和動植物傳播 ( diffusion ) 的條件，非常重要。這一點與我歷來的觀點不謀而合，即自由傳播思想和充份善用發明，往往比發明本身重要，這已從中國的所謂四大發明得到最佳印證。器物、思 想、動植物之傳播，要視乎地理上有多少天然阻隔、地理上的主軸是由東而西，還是由南而北等等。若是由東而西，即廣大幅員在相同緯度之上，氣侯接近，則動植 物、風俗習慣傳播容易，如亞、歐；反之，若主軸是由南而北，即地域橫跨多層緯度，氣候處處不同，傳播艱難，這是非洲特別是美洲難以在洲內快速傳播文明的重 要原因。
第三大因素是大洲的面積大小與人口多寡。地大、人多意味著會有較多發明，較多互相競爭的社會、和不求新改革即被殲滅的壓力。
中東糧區變成沙漠
所以，作者說，中東和中國各樣條件其實不壞。在地中海之東的一片平原，土壤極其肥沃，氣候溫和，迅即成為人類產糧重鎮，人稱「肥沃月灣」(Fertile Crescent，即今天的約旦、敘利亞和伊拉克一帶)，為中東日後的領導地位埋下種子。從西元前 8500 年到西元前 500 年，歐亞洲 (Eurasia) 西面的發明，幾乎都是來自「肥沃月灣」或其周邊。一直到西元15 世紀，科技還是主要從伊斯蘭世界輸入歐洲。但為甚麼「肥沃月灣」自 15 世紀逐漸失去領導世界的地位呢？主要原因就是，「肥沃月灣」變得越來越不肥沃。從考古資料可見，原來「肥沃月灣」曾大都為森林所覆蓋，但由於伐林造田、或 濫伐木材，而當地的降雨量偏低，和大量羊群覓食，樹林來不及再生，卒將 「肥沃月灣」變成沙漠，世界文明中心亦隨之逐步由「肥沃月灣」一帶移往西歐及北歐。作者說，生態破壞與文明衰落、權力轉移關係甚大，這也是另一個文明 -----馬雅文明-----沒落的重要原因。今天，許多人每將中東地方寸草不生的沙漠當作是與天地並生的無妄之災，是「禍從天降」，其實都是人禍！考古 學家更發現，甚至是撒哈拉沙漠，在西元前 9,000 至 4,000 年之時亦非沙漠，而是處處草木、湖泊、野鳥之地！其實，這種認為沙漠不僅是因人類活動而擴大，甚至是由人類一手造成的觀點，早在上世紀 70 年代就由 Paul R.Ehrlich，Anne H.Ehrlich 和 Andrew Goudie 等人提出來，只是到今天證據更多。那麼，濫伐林木和沙漠化，不正正是中國自古已然、於今為烈的大問題？但作者不從這角度去解釋中國的沒落。他提供了一個令 中國民族主義狂熱者更尷尬的答案。
中國領導地位毀於大一統政治
戴蒙德教授說，中國的發展條件相當不錯。譬如像「肥沃月灣」那樣早就發展農業；從南至北，從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種多樣的穀物、動物和技術；地大，可 養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灣」比較，沒有那麼乾燥，生態環境沒有那麼脆弱，令中國的密集農業可垂一萬年之久。這些優勢令中國一度在科技發展方面領先全球。 直到 15 世紀初，中國派鄭和七下西洋，在 1405 年的首航中，有 「寶船」62 艘，最大者長 44 丈、寬 18 丈，隨行 27,800 多人，比哥倫布早 80 年，規模亦非哥倫布可及萬一。但其後由於權力鬥爭而「罷寶船弊政」，中國的航海探索事業開始了 28 年後戛然而止。對於這段歷史，中國民族主義者無不扼腕嘆息。
但戴蒙德教授發現，原來哥倫布的航海探索事業也一波三折。生於意大利的哥倫布為了張羅船隻出海探索，轉而效忠葡萄牙國王，但葡萄牙拒絕給他船隻出海時，他 去請求 Medina-Sedonia 公爵，被拒後，再去求 Medina-Celi 伯爵，再被拒，最後跑去西班牙國王那裏要船，國王拒絕了他，但最後讓他上訴，並予接納。戴蒙德教授說，要是當時歐洲由頭三位拒絕哥倫布的統治者任何一位一 統天下，歐洲人的美洲殖民歷史怕要改寫。戴蒙德教授說，正正因為歐洲四分五裂，哥倫布可以周旋於各國之間售計，就像中國春秋戰國時的思想家和謀士周遊列 國、大放異彩那樣。而當西班牙開始殖民美洲時，其他歐洲國家眼見財源滾進西班牙，其他六國也加進殖民美洲的事業，情況跟歐洲其他的事物如大炮、電燈、印刷 術的引進一樣：最初某些地方或會由於一些古靈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創新，但在鄰國的壓力下，還得就範。
但中國則全國一統，任何一個命令，無論何等荒謬，都得舉國奉行。戴蒙德教授說，即使現代中國還擺脫不了這種遺毒，譬如文革期間領導一聲令下，全國學校即關 閉了 5 年。要想像中國分裂的好處，只要設想一下若南韓和台灣沒有脫離中國，香港沒有落入英國人之手 150 年，那麼南韓、台灣和香港對中國的發展是毫無意義的。那只不過是東三省大一點，寶安縣大一點點，和多一個海南島，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毫無用處。更重要的是， 這起碼令近 7 千萬的人口因脫離了中國的暴政或因長期成為外國殖民地而享有中國本土民眾做夢也沒有的人權和自由。7 千萬人的自由和尊嚴就因為中國的分裂而得以倖存！那麼，到底是中國的統一更重要呢？還是民眾的自由更重要呢？
因此，戴蒙德教授說，要破解中國最終被歐洲凌駕之謎，竅門就在於中國的長期統一和歐洲的長期分裂！這跟葛劍雄教授在《分裂與統一》鉅著中提出的「亂世的魅 力」之說，交相輝映。若以金融投資譬喻，歐洲的發展屬於分散投資型，不會全敗，也不會全勝，正如十個統治者不容易個個都是廢人癡漢屠夫，也很難個個是聖 人，但長遠而言，分散投資通常是大贏家。中國的全國一統、極度集權則屬於孤注一擲型，一贏全錯，一輸全輸，屬病態賭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擲或有曇花一現的 燦爛，但從中、長期言，傾家蕩產、家散人亡，非常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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