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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以道德代宗教鑄成大錯

        我常對外國人說,今天中國人跟外國人走的路是很不同的,中國人若要得到外國人一樣水平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往往要比外國人付出多好多倍的血汗,更甚的是,有 時即使你願意付出更多,也可能永遠都得不到,因為我們今天所能得到的,並不是單靠我們自己雙手,還要看我們的祖先曾經為我們做過甚麼,要看他們在過去幾百年,甚至是一兩千年,是認真生活,還是胡混度日。
        一個民族的發展是一場永無休止的接力賽,但中國人由於合作能力差和自私自利,都只喜歡參加個人單項比賽 〈而且最好是無須創意的,只靠承受壓力的如舉重之類〉,對於團體賽、接力賽都興趣不大。中國人這種思維,幾乎可見於中國人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這也是中國人的足球和籃球比賽成績令人不忍卒睹的文化深層病因。
        我對他們說,我們中國的祖先特別自先秦以還這兩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過來的,走一步錯一步,走一百步就錯了九十九步,需要認認真真解決的問題,我們的祖先都幾乎交了白卷。他們的時間和心思都放到繁文褥節、打恭作揖、草菅人命、研究酷刑、做聖人文章、終身投考科舉、陰陽五行、煉丹、研究長生不老術、搞文字獄、 壓制異端、管生不管養的無限繁殖、包紮和清洗女人小腳、品玩女人小腳、父死在家守喪三年、母死在家守喪三年、節衣縮食用於厚葬、賭博、內戰和吸鴉片等等數之不盡的愚行惡習上面,單單要做好這些無聊事,恐怕已經花去了我們祖先八九成的時間〈況且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也短得多〉,即使他們真的還有善心、還有精力,還有腦袋想做點正經事,做點有益於我們這些後代的事,也確實不可能再有時間了。
        我們的祖先愚不可及、也很不負責任的是,兩千年來只是終日沉迷於這些惡習,沒有嚴肅的解決中國人的精神需要,或者說,是沒有為中國人宗教信仰奠下堅固的基礎。中國發展之所以長期拆東牆以補西牆、權宜度日反覆沉淪,到今天國不將國,人不似人,探本溯源,中國人宗教信仰之支離破碎與功利化是一大病源。

宗教與道德兩皆落空
        我們的祖先怎樣處理宗教呢?誠如中國文化大師梁漱溟(1893-1988)所說,中國人拜孔子為師,企圖以道德取代宗教!結果是,也必然是,宗教半死不活,道德更是劣冠全球。兩樣都落空了。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和儒家所做的如出一轍,都是企圖以人的道德力取代宗教,這是中國人那麼容易對共產主義起好感的原因之一。兩者的結果也是一樣:迫出了弄虛做假的極端形式主義。
        孔子說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語怪力亂神』等一大堆非宗教化的話,但中國人卻結果是全世界最事鬼、最迷信、最多怪力亂神之邦!這個現象還不值得我們深切反省?痛定思痛?沒有深切反省,歷史當然就要重演了。五十年來中共鋪天蓋地的政治口號總是與社會實情背道而馳,只是在延續中國儒家文化的極端形式 主義傳統而已。
        「以道德取代宗教」摧毀了道德和宗教,也必然會令全民的精神陷於萎靡不振、人人貪生怕死、不惜以一切代價保存性命,這是中國人在人類歷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 一個重要原因。於19世紀下半葉到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 漢名明恩溥,1845-1932 〉,在其鉅著《中國人的特性》(Chinlese Characteristics)中就提到一段難得一見、意義重大的插曲。當時他多次看到在大饑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觀,也不去附近有糧的地方要糧,而成 千上萬的饑民只是默默等死,他就百思不得其解,為甚麼那些中國人不會聯合起來與縣官對質,爭取救濟呢?他認為,即使結果也是死路一條,但揭竿起義而死,總 比活活餓死有價值吧。於是深諳漢語的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去追問那些等死的饑民,希望弄個明白。果然,饑民都只是眾口一詞說:「不敢!不敢!」
        劍橋大學一教授在「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國留英學生倫敦救國大會上的演講,應是所有中國民族主義者所深刻反思的。他說:
『余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余深嘆支那人種是天生在應行淘汰之列。蓋當時揚州城內,尚有人民八十餘萬,清兵來者不過數千,兩人敵一人,可以殺死四十萬,即以十人敵一人,亦可殺死八萬人。而其時人心渙散,尚各希冀免死,只思鼠走兔奔,不想集合大群,同心禦侮;至刀斧臨頭,則唯有引頸就戮而已。故往往聚數千百男女,令一兵驅之,如驅羊豖,莫敢發一聲者。夫人類究非牛馬貓犬,何以馴服一至於此?』
〈見潘光旦著〈民族的病象〉,收錄於《潘光旦文集》第3冊〉
頂尖科學家也需要宗教
梁漱溟說得很好:
        『人類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不僅文化不甚高的時候如此,便是高等文化亦多托庇在一偉大宗教下,而孕育發展出來.....蓋人類文化佔最大部分的, 誠不外那些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技術、組織制度等。但這些雖極佔份量,卻只居從屬地位。居中心而為之主的,是其一種人生態度,是其所有之價值判 斷.....此即是說,主要還在其人生何所取捨,何所好惡,何是何非,何去何從。這裡定了,其他一切莫不隨之。』
〈見《中國文化要義》〉
        的確,環顧當世的自由民主兼物質豐裕之邦,無不有其深厚的宗教信仰。能夠沒有深厚的宗教信仰而依然可以做到自由民主兼物質豐裕的,極之罕見,甚至可能是沒有。當然,有宗教信仰並不一定就是幸福的保證,特別是要是這種宗教是極其反智、極欠寬容,但若沒有宗教或甚至公然打壓宗教,卻幾乎可以肯定說沒有幸福的可能。也就是說,對於人類文明和人類幸福,宗教儘管不是足夠條件,卻是必要條件。
        美國人到今天還要在鈔票上印著 In god we trust〈神乃吾信〉;總統就職,要手按《聖經》表示效忠美國;在法庭作證,要舉手向上帝宣誓;在莊重儀式上不忘說 God bless America〈神佑美國〉;所有歐美國家的節日絕大部份都緣宗教而來;英國奉聖公會為國教;在挪威,則不單以路德教為國教,政府負責全國路德教教會全部開支,也資助回教、佛教等任何其他宗教,尤有進者,憲法甚至規定政府執政班子中必須有過半數為路德教教徒,在這方面其他四個北歐國家也大同小異。這些洋人 的科學水平遠在中國之上,尚且對神必恭必敬;從伽利略〈1564-1642〉、開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波以耳〈 Robert Boyle,1627-1691 )、牛頓〈1642-1727〉、法拉第〈MichaelFaraday,1791-1867〉、牛頓因斯坦 〈1879-1955〉,個個對宗教懷虔敬之心,連當中對宗教較具懷疑精神的愛因斯坦也說「科學無宗教則瘦,宗教無科學則盲。」〈Science with out religion is lame,religion with out science is blind.〉,中國人有能力獨闢蹊徑,一邊藐視甚至壓制宗教,一邊以「西學為用」、「科技興國」嗎?

捨易取難只會焦頭爛額
        人生是可以沒有宗教的,但這只適用於極少數的奇人異士,對於絕大部份的凡夫俗子而言,宗教是必需品。宗教就像空氣,當它垂手可得時,你不會覺得它有何可貴,只會到它失去時或被破壞時,你才會知道它是多麼重要,對維持人類的尊嚴和存在意義多麼重要。每當我想到中國統治者自命篤信無神論,也規定其國民要篤信無神論時,我就覺得這是極度瘋狂、不負責任的冷血行為。當民眾面對人生種種嚴酷現實 〈facts of life〉因沒有宗教信仰而不堪負荷或徬徨失路時,他們可以向剝奪他們信仰自由的中國統治者尋求靈性上的救助嗎?他們只可能像垃圾一樣的被棄置於荒野。我相信,鄙視正規宗教的中國統治者面對生老病死的人生大限時其實是怕得要死,自己根本毫無出路,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中國統治者沉迷於煉丹求長生不老,以及對死亡忌諱的極端迷信 (可見溥儀的《我的前半生》)。所以,那些自己在靈性上也完全沒有出路的中國統治者卻禁止民眾自行尋找靈性上的出路,其殘酷冷血並不下於中國人的酷刑之首 ----- 凌遲。不僅是中國統治者,我也不相信輕視宗教的儒家信徒可以有智慧有尊嚴地面對生死,可以翻翻《論語》就無憂無懼,讀一讀那個推廣婦女纏足最力 的朱熹的理學寶典就能格物致知。所以,當有人向我說對一位瘋靡萬千青年的新儒家風頭人物據說私底下煉內丹術求長生不老感到震驚時,我說:毫不意外。
        歷史已經說明,不論是儒家還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妄圖以人的理性和內在道德力取代宗教,是一個集無知、狂妄、自作聰明甚至是人定勝天種種人性糟粕而成的超級災難。要鞏固社會上的道德倫理、建立社會秩序、解決人類對科學盡頭的傍徨、對生老病死的恐懼和迷網,宗教就是最方便、也是代價最低的靈藥。中國人自命實際,卻認識不到宗教的用處,也再一次旁證了我一貫的觀點,那就是中國人的確很笨,沒有大智慧,只有小聰明、小權謀。他們硬要捨易取難,水中撈月,企圖將中國變成一個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國,妄圖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號就把中國變成一個「禮義之邦」。這不是自找麻煩是甚麼?這還不算,當這個「道德大國」和 「禮義之邦」終於被發現原來是弄虛作假第一,口是心非無雙時,裡面的人都嗤之以鼻,要麼堅持中國確是「禮義之邦」,要麼如魯迅說的那樣,「以醜惡驕人.....」,以「祖傳老病,誇示於眾。」這個,真真是無藥可救的了。
〈原載於2006年3月《開放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