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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國文明該死而不死的代價

10. 中國好講命理反趨衰落 next

來生不做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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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dir="ltr" style="text-align: left;" trbidi="on">        在北京到哥本哈根的長途飛機上，我再展讀此行唯一一本隨身帶的書《魯迅雜文全集》，翻到《墳》的「娜拉走後怎樣？」。 
         這篇評論挪威戲劇大師易卜生( Henrik Ibsen，1828-1906 )大作《傀儡之家》(即挪威語本的 Et Dukkehjem 或英語翻譯本的A Doll's House )的文章我已看過幾次 。但這次看，似乎才真的看得明白。為人妻的娜拉一天突然覺醒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兒子又是自己的傀儡，她不能接受這個可怕的事實，離家追求自由去了。但 1923 年的魯迅  ( 1881-1936 ) 就說： 
 『娜拉走後怎樣？.....娜拉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裡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倘使已經關得麻痺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就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甚麼 路。』 
         所以，魯迅問，除了一顆覺醒的心之外，她還要帶些甚麼去？答案是 ：「提包裡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又說，「夢是好的；否則，錢是重要的.....在目下的社會裡，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魯迅的反思是相當深刻的，其後我跟幾個讀過《傀儡之家》原著的挪威人談起魯迅這篇文章，他們都聽得入神。 
 **兩地民智相差甚遠** 
         易卜生在1879年就寫出如此顛覆女權的話劇，那真是了不起的，無怪今天挪威已是全球女權最高的地方了。挪威幾乎每家每戶都會有易卜生的書，就如丹麥人書架上總有安徒生的書一樣 。除了《傀儡之家》之外，易卜生在那個年代還寫出了暴露社會賢達藉大話連篇來保住個人名聲的《社會棟樑》( 即英語翻譯本 Pillars of Society  )，寫出一士諤諤口吐真言而不容於中國人的《人民公敵》( 即英語翻譯本 An Enemy of the People  )，和中國正人君子無法了解的人生悲喜劇《培爾金特》( Peer Gynt  )等等，這些作品，中國人若真能讀懂，是很難不深有體會的。 
         正如在病榻上也堅持把《培爾金特》翻譯 ( 按理是從英譯本再轉譯 )成中文的蕭乾 ( 1910-1999 )，在其回憶錄《末帶地圖的旅人》中說，「我是在 1944 年於倫敦看過演出並立即愛上了這個戲的 。文革期間，當是非整個顛倒，人們爭先恐後為自己安哥尾巴好加入妖精一夥時，我就常想到這個戲。一邊譯，我一邊回想著許多不久前的人和事。譯到『當狼群在外邊狂嗥時，最保險的是跟著牠們一道嗥』處，突然，幾年來那一牆牆的『大批判欄』在我眼前出現了。我覺得一百多年前，易卜生好像就是針對本世紀六、七十年 代的中國寫這齣戲。不管我的譯筆多麼拙劣，我是對原著懷著無限共鳴來譯它的。」但坦蕩如蕭乾也得承認，「我為自己劃了條線。我只敢在勉強允許的範圍內，儘量說真話。當年的難友劉賓雁再一次遇到麻煩時，我覺得自己的考慮還是現實的。」 
         我看魯迅當年再四推介易卜生給中國讀者，也是因為深有共鳴吧。 
         但易卜生與魯迅的下場之巨大分別，說明了兩個民族的民智相差多遠。易卜生由於才氣縱橫，見人所未見，最初也備受爭議，但到他死時已成為深受挪威人民愛戴的大文豪，今天更是挪威人感謝不盡的國家英雄。而他當時所倡議的進步社會概念，大都已在挪威得到實踐。相反在中國，魯迅思想之進步，絕對不在易卜生之下，但他要不是被人抵制，就是被人利用為政治圖騰。儘管中國的領導及民眾時時聲稱推崇魯迅或易卜生之類進步份子的思想，但從他們的實際表現看來，卻是與這些進步思想南轅北轍的，可見也只是口頭上奉承，或者根本就讀不懂。魯迅當年所痛詆的獨裁政治和病態社會，在今天中國大陸看來不知嚴重了多少倍。人們甚至普遍為魯迅早死而為他慶幸，否則真的不知他會有甚麼下場。 
 **長期荒年影響深遠** 
         這不得不令人想起二十世紀初的人文地理學大師杭廷頓 ( 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 ) 1924 年發表的鉅著《種的性格》( The Character of Races )。出身探險家的杭廷頓走遍世界，覺得中國人和北歐人最讓他著迷，他發現在中國和北歐歷史上發生的自然淘汰性質截然不同，因而造就了獨步天下的北歐人，和自私自利的中國人，以至華南比華北進步的反常現象。 
         杭廷頓獨具慧眼，一眼就看到中國荒年特多對民族性的殘害，杭廷頓很有興趣知道，『在這種形勢之下，死亡的究竟是怎樣一種人？是不是死亡的人的品質和不死的人的品質有些不同？』為此他於1923年再次遠赴中國，實地考察和走訪包括多次參與賑災的傳教士，他赫然發現： 
 『一個人要是沒有這種畸形發展的自私心，也就抵擋不了那種殘酷的荒年.....於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就越大；多經一次荒年，人品上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深一分.....總之，極端的自私自利可以使一家人度過荒年，生存下去.....二千年的長時間裡，惟有這種自私的人才受選擇。』因為，『以前凡是能夠損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輩，在荒年的時候已經死完了。』 
         讀之能不心驚肉跳，能不拜服？但這類卓見，由於太不可思議，不明中國情況的局外人是不敢相信的。 
         杭廷頓審視過中國人的自私自利後甚至斷言，『鑒於中國人幾乎完全沒有責任心，中國根本絕對不宜建立共和國這樣的政體，但相對冒進的南方人卻硬要把這制度帶來了。』 
         魯迅曾說： 
 『從生活窘迫過來的人，一到了有錢，容易變成兩種情形：一種是理想世界，替處同一境遇的人著想，便成為人道主義；一種是甚麼都是自己掙起來，從前的遭遇，使他覺得甚麼都是冷酷，便流為個人主義。我們中國大概是變成個人主義者多。』(1927年《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但為甚麼總是變成個人主義呢？也許杭廷頓已經給了一個很深刻的答案。 
         如果中國式的自然淘汰是一種讓「不擇手段之徒」留下劣種、進而開枝散葉的淘汰，那麼回到香港，多年來的慘烈競爭又是甚麼樣的淘汰？在九七金融風暴後依然風光無限、或更上層樓的人，會是怎樣的人？最終的勝利者又是怎樣的人？ 
 **民族優秀征服劣境** 
     杭廷頓見識過中國後，卻對北歐人之優秀贊歎不已，他驚歎，連終年冰寒的冰島落入北歐人之手後，也能發展出如此高度的文明，千年不墮。他說，世界上再沒有一個處於如此高緯度的國家，有此高度文明，反而地理上看似較優勝的中國卻日趨衰敗。所以，作者說，冰島雖小〈當時約有10萬人，目前有近30萬人〉，但其發展經驗的啟示可與中國等量齊觀。 
         信奉自然淘汰學說的杭氏認為，北歐人如此優秀，是因為他們很晚近才經過萬水千山，經過嚴酷自然淘汰才得以落籍於北歐一帶，整個民族仍然充滿著年輕人一樣的朝氣，因此勇於吸收新事物新思想，譬如擅於應用青銅器進而鐵器，於一千年前接受天主教為國教，再於 16 世紀初第一時間改投勇於改革的路德宗，和當時被指為腐敗落伍的天主教廷決裂，到 20 世紀初就率先效法德國，先後推行全民的老人和健康保險計劃；而在政治方面，就自行發展出恐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民主政制。 
         杭廷頓又說，由於北歐人要好好規劃，每年才可以挨過每天只有四、五個小時日光、黑暗嚴寒的悠長冬季，因此讓他們培養了凡事未雨綢繆的態度。當你看到他們對社會問題有條不紊的的集體規劃，看到他們實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規劃經濟，就會覺得此說似有道理。 
         儘管基督信仰最初是由維京人的皇帝在丹麥、挪威等地強制人們馬上接受，但從中也可見北歐人的精明和果斷。杭廷頓就舉出一段發生在冰島的有趣插曲。就是在公元 1000 年那年，當天主教教士正絡繹於途，努力游說冰島人皈依之時，冰島人就群集國會，辯論是否捨棄固有的古老國教，事件最後由國會議長一人迅速定奪，毅然接受天 主教為新的國教。據歷史記載，當時還沒有基督信仰的冰島國會議長坐在一張獸皮毯上默想了一日一夜，就決定採基督為國教。他個人隨即皈依，並把他原來信仰的諸神偶像通通拋進那條由此得名的「諸神瀑布 」中。請想想這樣的舉動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智慧！冰島由此跟其他北歐國家一樣，奠定了往後一千年的基督文明格局，到 16 世紀宗教革命時也共同進退。在中國，公元 1000 那一年，是宋真宗咸平三年，那年值得記載的大事是，真宗下詔： 
 『去歲天下舉人數踰萬人，考霰覈之際，謬濫居多。』但不料咸平三年那一年的科舉更破了紀錄，共錄取進 409 人，諸科 1,129 人，總計多達 1,638 人；另外，追諡孔子為玄聖文宣王。 
         杭廷頓在同是1924年出版的第3版 《文明與氣候》(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裡說，就文明發展方面： 
 『信奉新教(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 的地方要不是先進就是非常先進.....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地方則從極先進到極落後俱有；而希臘基督教則發展高低不等；同樣，信奉佛教的地方其發展可高至日本，低至西藏；回教國家的發展則從來不達中度之上，甚而極低。』 
         這模式看來到今天仍大致適用。如果說基督信仰或者說新教也是北歐達致國富民強的重要藥方之一，則要問，為甚麼當年北歐諸國領導可以毅然採納天主教？到十六世紀宗教革命時又沒有像許多國家那樣繼續擁護羅馬教廷呢？也就是說，此藥方即使有，也不是從一開始就不招自來的。甚至，若是死也不要，你彎腰行禮奉上亦屬枉然，譬如中國。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華帝國，就是經過天主教士、新教教士施盡渾身解數，游說了幾百年，還是無動於衷，因為這是「有違祖訓」的。正如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在其自傳《我的前半生》裡說，他的師傅陳寶琛曾阻撓他安裝電話，說「聽說皇上要安裝電話，這是祖制向來沒有的事.....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連寡人也被勸阻，眾人就可想而知了。 
 **黑死病造福歐洲** 
     但我會在此加個註腳，就是於 14 世紀至 18 世紀初令歐洲人口減少了幾成的黑死病，也令包括北歐人的歐洲人體質方面日趨優良，免於人口壓力，甚至面臨人力不足，也讓倖存者攤分了死者的財富，以及令歐洲人繼續保持宗教熱情。這些都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歐洲黑死病和中國荒年所造成的淘汰效果，看來大不一樣。雖然有人為黑死病沒有蔓延至中國而慶幸不已，但從整體發展和長遠而言，如果黑死病也曾經蹂躪中國幾個世紀，中國今天的發展可能也大不一樣。 <center>( 原載於2002年5月《開放雜誌》)</center>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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